敍述有其建構性及虛構性，但又於日常被人視爲承載眞理的媒介──這個奇怪的現象對大衛．馬梅特而言，是語言最令人玩味的地方。他認爲，說話是建構事實的行爲，也是一種表演的舉動，因此兩人對話就是戲劇動作，就是戲。
Robert Wilson的去年在紐約的新戲，從頭到尾視覺豐富，但沒半句對白，倒是一大堆敍述貫穿整個表演：三四個表演者輪流唸著一本書的片段。聽說，去年的愛丁堡藝術節裡，有一齣《哈姆雷特》的演出，也是從頭到尾敍述連篇：幾個角色之間沒有對話，只是輪番上陣，以獨白的方式向觀衆表白。怎麼會這樣呢？
二十幾年前，也就是「話劇」的時代，我開始接觸戲劇，也開始學習編劇。那時，常常聽到一些前輩在品評某場演出的優劣時，習慣嘴上掛著「有戲」和「沒戲」這兩個術語。好幾年後，我才搞懂他們的意思。假設在舞台上，甲和乙坐在咖啡廳裡，甲劈頭就說：「今天眞衰，出門前跟我老媽吵了一架。」乙當然會問：「怎麼回事兒？」甲當然會接：「事情是這樣的……。」如果乙一直坐在那裡，傾聽甲訴說他爲何又如何跟老媽吵架，那就是敍述的，就是沒戲。如果，緊接在甲說完開場，時空馬上一轉，回溯到甲出門前的家中：媽媽出現，甲跟著起身，和媽媽開始吵架：這就是戲劇的，就是有戲。許是當時的專家不斷地叮嚀吿誡──「千萬不要放過戲劇處理的契機」──一些年輕的編劇也學會了在角色講完「那天……」，馬上眞的回到「那天」。如此一來，又有戲，又得到「非寫實的時空靈活運用」的讚譽，多爽！如此一來，又是一些手法上的陳腔濫調。
這幾年，我就比較聽不到那兩個無聊的術語了。現在的台灣劇場創作者早就不避諱敍述，有的於作品裡戲劇與敍述摻合互用，有的乾脆讓敍述凌駕戲劇之上。這會不會又是另一種劇場美學的濫調？
敍述迷人來自語言的政治性
我曾經問過一位學生，爲什麼他的劇本裡面有那麼多的個人獨白。因爲問得突然，他先是一愣，三秒後才說：「因爲敍述很美。」敍述很美──其實就是文字很美──這個理由是不夠的。要是一個獨鍾敍述的編劇，只想到語言的雕琢，那他就很容易陷入「作文比賽」的耽溺；是寫日記，不是寫對白。也就是說，假設編劇爲一個角色寫了一大段台詞，只是想到人物內心的表白，那是失敗的敍述，那可眞的是「沒戲」。敍述（或語言）迷人，不應該只是用文字美不美來解釋。
敍述之所以迷人，來自語言的政治性：話語與說話者的分歧、文字之爲再現與建構的工具、言說與權力的共謀、語言自身的偏見色彩等等。美國當代劇作家大衛．馬梅特（David Mamet）曾說，用語言來玩政治，不只是政客或律師，連孩童都會。爲了舉例，他寫了一段對白：甲童跟乙童抱怨「丙童如何如何不上道」，乙童聽得頻頻點頭，以公證人的身分同聲譴責丙童。這個例子引申出來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是丙童向乙童抱怨，那甲童就遭殃了。還有，如果甲童和丙童吵架的那天，乙童在場的話，乙童的反應又不一樣了。馬梅特所舉的例子到處可見。我們不就常常在咖啡廳和朋友數落另一個不在場的朋友嗎？而且，我常常越講越氣，氣到有一種「我們怎麼會跟那種做人朋友」的感覺。可是，下回跟他見面，我們不但又是好朋友，還會找一個「缺席的代罪羔羊」來八卦他的不是。因爲這樣，我們可以說人性可憎，但我們也可以領悟到語言很恐怖。
敍述不等於眞相；反而，敍述是「版本」。不管說話者多有誠意溝通，多有勇氣揭露眞相，他所說的只是他的版本、他的觀點。敍述有其建構性及虛構性，但又於日常被人視爲承載眞理的媒介──這個奇怪的現象對馬梅特而言，是語言最令人玩味的地方。他認爲，說話是建構事實的行爲，也是一種表演的舉動，因此兩人對話就是戲劇動作，就是戲。
品特重新看待語言的「功用」
品特（Pinter）應該是最早自覺到語言政治性的劇作家。他談人性、人倫，也談文明、社會，但他最常用語言談語言。單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品特並不屬於荒謬劇場那一流派，因爲他不相信「語言無意義」此一論調。對他而言，只要有人說話，就能對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發揮某種功效。有功效的語言，縱使是廢話，就是有意義的語言。可見，品特對語言的認識，和以往那種「語言爲溝通的工具」的看法，已相去甚遠。
品特曾從個人經驗舉了一個例子。二次大戰期間，英國雖然不像德國那麼恐怖，但猶太人仍然受到歧視。有一次，品特和幾個朋友喝完酒後，走在一條小巷，老遠就看到一些年輕人在巷口閒聊。那些年輕人發覺品特他們是一票猶太人後，開始不懷好意地凝視這他們。品特等人馬上意識到對方人多勢衆，很有可能找碴。但是，他們只能繼續往前走。就這樣：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緊張的氣氛越來越濃。就在兩邊快要幹架的那一刹那，品特突然跟對方其中一人說：「你好嗎？」那個人先是愣了千分之一秒，然後回答：「你好。」結果，雙方居然沒打起來。一句簡單的寒暄語，巧妙地化解了蓄勢待發的衝突與暴力。它發揮了功用，不但是因爲它所代表的善意（如果品特問：「你在瞄什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而且是因爲它的突如其來、再加上社會語言的超強磁性，才使對方頓時掉落品特的語言邏輯。藉由這個小例子，品特暗示我們，不要再像Martin Eslin（《荒謬劇場》的作者）那一輩的人以二分的方式（實話／謊言、有意義／無意義）來看視劇場裡的語言與敍述。
一九六〇年代期間，我們看到前衛劇場企圖將語言摒棄於劇院之外。一九七〇之後的近二十年，我們看到語言的反撲。但，近幾年來的語言（對白）已經不是不是過去的語言。沒有人再相信語言可以眞實地承載現象，也沒有人在那大嘆語言因存在的虛無而虛無。於是，劇場創作者致力實驗敍述的多種面向、各種可能。有的利用敍述來打破戲劇動作的節奏；有的則用以製造疏離、辯證的效果；有的藉之支解主體；有的甚至自我解構。
下一次，我會以品特的作品爲例，繼續討論敍述的問題。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