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地理性的社區意識的缺席，文建會如果還以地理的觀念來思考、營造社區意識，失敗是必然的：以空中架樓的思考模式來解決空中架樓的現象，無異自我解構。
日前，於《民生報》文藝版讀到于國華所寫「社區不能一再缺席了」（88年10月6日）一文，再度引發我對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此一計畫長期以往的質疑。最大的質疑在於，原本立意將藝文落實於民間、生活的計畫，其最後的結果是否仍是流於空中架樓的空想？
于文試問，於此回震災後的重建工作中，爲什麼不該缺席的「社區」不見了？而政府口中的「民衆」是指苦難大衆，還是指與之有利益掛勾的樁脚？于文明確指出：理想遠大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已從熱鬧趨於冷卻，「也從『造人』扭曲爲『土木營建』」，以至於國難之際，無能發揮顯見的功能。「李總統提出過『經營大台灣、要從小社區做起』的理念，加上文建會隨後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目的正是重組台灣人民渙散的社區意識，建立可以在危機下發揮力量的『市民社會』」。然而，「理想歸理想」，社區營造還是扭曲走樣了。
地理社區意識的缺席
我想問題主要出在：在台灣，以地理來畫分的社區意識是一種有限的存在，而不是普遍的存在。在里長選舉的政治活動裡，我們才比較感受到地域性的社區意識。然而，這種在地社區意識是以分裂的狀態呈現：民進黨、國民黨、新黨、無黨無派、完全漠然派。這種意識和政經利益掛勾，且排他性極強，與總體營造的整合理念相去甚遠。
一方面，在地人忙於分辨你我他；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外來者」幾乎毫無社區意識。後者，在心靈上，是現代的游牧民族。以台北爲例，假設我住在南區，我對南區近二十年的歷史有無了解？我對南區將來十年的走向有無掌握？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大不了搬家！落地不生根，而住在四樓的我，有時候還脚不著地。公寓式的存在、工業社會的極度分工、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異化現象……等等因素在在讓很多人隱約覺得，越具象的「地理」越抽象。台北之外、都會之外的「鄕下地區」也不是就自然存在著地理上的社區意識。都市早已滲透鄕間，工業早已置身田園。有趣的是，正當城鄕不分之際，正當鄕土走向城市之際，都會漸漸衍生出一種懷舊式、田園式、部落式的「小社區意識」。我住的「社區」所成立的「住戶管理委員會」就是有點部落的味道。但是，它究竟不是部落；是懷舊式的，但不是眞正的懷舊。這種小社區意識是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是我「目前」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的工作、我的理想和它沒多大的關係。三年前剛搬進來的時候，管委會還辦過賞月同樂晚會，現在已經兩年沒辦了。要是社區因地震出了什麼問題，人們不須等月圓就天天聚在一起了。我們所建立的社區是一種有限的、物化的「生命共同體」。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我所住的社區其實是空中閣樓。
非地理性的社區意識
面對地理性的社區意識的缺席，文建會如果還以地理的觀念來思考、營造社區意識，失敗是必然的：以空中架樓的思考模式來解決空中架樓的現象，無異自我解構。
我們有沒有社區意識？有，但它（應該是它們，因爲我們有多元的社區意識）不受地理限制，它也不全然具有政治或經濟的色彩。步入一間音樂對味、人也對路的pub、踏上學風開放的校園、走進氣氛熱絡的敎室……我的社區意識油然而生。我們不一定要身處當地才召喚得出社區意識。在家閱讀品析一本好書的當下，我已進入了閱讀社區；在家上網進入電子空間，我已成爲網路社區的一員。這種非空間的社區意識的凝聚力強過於幾乎已化爲烏有的地理社區意識。
缺席與出席
隨著田園生活的逝去（僅見於少數的鄕間及大部分的山地村落），我們和土地的關係漸行漸遠，我們藉由仲介（房屋仲介、媒體、文學、藝術、廣吿）和土地接觸。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我們是否可以抓回土地，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我們不可能使不在的東西出席。它早就缺席了。
幾年前，曾有「民生劇團」進駐民生社區，也自我定位及被定位爲社區劇場。如果它的生存想靠當地住戶來維繫，它是註定關門的，因爲大部分居民不屬於「劇場社區」的一員。近十年，「電影社區」人口凋零，而「劇場社區」已然成形；電影界正極力找方法重建社區，尋回失踪的人口，而劇場界除了致力於鞏固現有的社區外，並設法擴增社區的版圖。除此之外，劇場界本身是否有能力經營所謂的「社區劇場」？答案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端賴我們如何界定「社區劇場」了。
假設台南有個劇團，只因爲它提供戲碼、戲劇課程、表演訓練給台南人觀賞及參與，就可以稱爲「社區劇場」，那台北很多劇團都可以是「社區劇場」。可見，這個名詞已被濫用到沒啥意義了。或許，我們應該不再空談社區劇場，應該不再以地域的觀念來界定「社區」。田園不再，土地變質，如果我們不再換個思維方式，縱使誠意再高，一切的努力都是罔然，所有的錢都是白花。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