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仔戲一向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百年來已經吸納了許多其他表演藝術的養分;而不同歷史階段的歌仔戲表演形態,又相繼在九〇年代復甦聚合,相互影響之下,對歌仔戲的整體劇藝發展,造成更加複雜多重的震盪。這種震盪的現象,在重組歌仔戲的不同藝術元素之際,是否也有可能融合出獨特的歌仔戲藝術語言?
駐足於新紀元的肇始,綜觀台灣歌仔戲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從隨處做場的本地歌仔,走向絲瓜架的廟會野台,繼而登堂入室邁向內台戲院,在衆多劇種的涵養下蔚然成長;並依隨著時代社會的趨勢潮流,與大衆傳播媒體接軌聯姻,或借助廣播電台的空中傳聲,或透過電影拍攝在銀幕傳情,或經由電視播映的鏡頭流轉,體現出不同於舞台演出的藝術形式;更進而結合現代劇場的技術設備,開啓了歌仔戲另類的舞台新頁,以及與新興藝術產生對話連結。
審視歌仔戲這些不同類型的演出形態,不僅展現出各自的總體風格與藝術特質,也始終以堅韌的生命力與寬廣的包容性,見證了台灣政經社會文化變遷的多元風貌。是以,歌仔戲也自原先根植於庶民生活,與廟會節慶緊密結合,具有著娛神娛人功能的「民俗文化」特質,演變出走入商業劇場演出,因應市場需求爲主體的「大衆文化」性格;進而又分化成爲倚靠大衆傳播媒體的生產傳銷,以追求商品利潤爲前提的「文化工業」產品;近來則依隨著特定族群的聚合,呈現出追求共同審美觀念的「品味文化」過渡。
這些多重的「文化屬性」,意味著歌仔戲在幕起幕落的歷史洪流中,在潮來潮往的時代思潮裡,自有其應變改革與調適自我的生存之道。這可能要歸因於歌仔戲所背負的「傳統」包袱並不沈重,以錦歌車鼓等民間歌舞曲藝爲根基,再吸收涵養其他地方劇種,所逐漸演化的大戲劇形式並未完全定型。所以反倒具有著遼闊無垠的空間,可以讓歌仔戲隨時採借挪移各種手法,或者是秉持傳統追求於「劇藝品質」,或者是創新轉型靠攏於「市場經濟」。而這不同的價値取向,支撐掌控了歌仔戲百年來的演出風貌,而且將會持續地在新世紀中被關注討論。
九〇年代歌仔戲的「還原與蛻變」
是以,要尋索歌仔戲在新世紀的藝術座標時,或者可以管窺「世紀之交」九〇年代歌仔戲的發展樣貌。大體而言,九〇年代的歌仔戲劇壇,呈現著「還原與蛻變」的局面,幾乎不同歷史階段的歌仔戲表演形態,都在此時復甦重生或是匯聚統合。如向來被認爲是歌仔戲原始基型的「宜蘭老歌仔」(即「本地歌仔」),在重視鄕土文化的呼籲下,以其特有的「原鄕」色彩,爲當地學校社團如「宜蘭高商歌仔戲社」,或縣立扶植劇團如「蘭陽歌劇團」,或文化中心輔導成立的三聖宮「壯三新涼樂團」所硏習薪傳。因此,改變了往昔業餘班社的組織形態,也轉換了男性子弟的演出身分,更脫離了廟埕鄕野的演出場所,這也使得在表演形態上,雖然仍保留著「吟歌唱唸」與「踏搖歌舞」的醜扮小戲特質,但卻滲透出由女性扮飾的「陰柔文雅」藝術風格來。當然,這其中牽涉到太多無法抗拒的時代因素,但是如果「宜蘭老歌仔戲」要被定位爲所謂的「動態的文化標本」,那麼必須固守堅持的原則,以及可以被允許改良調整的範圍,應該是在新世紀中得更進一步釐析把握的。
至於目前仍是歌仔戲演出主力的「野台歌仔戲」,雖然受到經濟不景氣,以及其他表演藝術瓜分市場的影響,而使得依屬於廟會神誕的演出機會漸減,或者必須兼營其他「副業」如康樂隊或喪葬陣頭,才能維繫劇團的運作與生存;但在發揚本土藝術文化的聲浪下,各種「公演式」的藝文演出活動增加,爲野台歌仔戲開創了嶄新的「戲路」,也使得演出規模與表演內容有所因應調整。由於原先廟會野台歌仔戲的搬演,除了扮仙戲幾已成爲「定式」外,大抵仍是保留著「做活戲」的方式:演員憑藉著腹內積累的功底,組合基本的情節程式、口白套語與腳步手路,就能夠隨劇目需求與觀衆反應,轉化程式發揮自由即興的藝術風格。通常白天演出的古册戲,因爲有歷史演義的依據,所以在情節內容與唱唸做表上較爲傳統規範;而晚上演出的胡撇歌仔戲,保留了許多「內台歌仔戲」的表演劇目與演出形態,以「奇情武俠愛情倫理悲喜劇」的路線爲主軸,集結拼貼出了各種時興的流行資訊,使得演出風格充滿了「後現代」感,而這也是野台歌仔戲炫惑迷人的藝術魅力所在。雖然歷來有太多對於野台歌仔戲「質變」的批判,但卻未能眞正解讀出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符碼,這或許是在新世紀中値得被挖掘探索的重點。尤其是目下許多劇團與劇目都呈現出「活戲死演」的搬演趨勢,這意味著野台歌仔戲「俗擱有力」的藝術特色正在逐漸衰竭中。
「媒體」歌仔戲的重生契機
傳播科技的發達帶來了各式的大衆娛樂,「媒體」歌仔戲也都曾各自擁有過輝煌燦爛的歲月。雖然九〇年代的媒體歌仔戲顯得較爲「弱勢」,但隨著九三年「有線電視法」的通過,卻萌發出重生蛻變的嶄新契機。如「廣播歌仔戲」除在少數的廣播電台,以「文化敎育」的性質演唱歌仔戲曲調外,也在有線電視頻道再現「賣藥團」的念歌仔表演;而「電影歌仔戲」雖然已被時代潮流所淘汰,但以紀錄片方式所拍攝的《消失的王國─拱樂社》,卻意外地喚起了大家對於電影歌仔戲的記憶,且又在公共電視中觀賞到過去部分影片的影像;至於生存時限最爲長久的「電視歌仔戲」,是啓蒙許多人對歌仔戲接觸認知的起點,以「名角領銜」組團演出的模式,長久以來爲三台不成文的定規。透過攝影棚搭景或戶外作業的錄製方式,結合了電視技術的運用,遵循著影視蒙太奇的敍述語言,普遍有著「唱腔減少」與「身段簡化」的現象。尤其是新崛起於有線電視台的「綜藝型」電視歌仔戲如「笑魁歌仔戲」與「廟口歌仔戲」,電視化的程度更爲嚴重,趨近於「台語古裝爆笑劇」的搬演形式,幾乎跳脫了戲曲的藝術本體,傾向於寫實性與生活化的表演語彙;而且其「顚覆重整」了演員的組織生態,有來自三台或野台的專業演員,也有客串性質的業餘票友,以及專司詼諧搞笑的綜藝演員等,在市場掛帥與廣吿效益的主導下,以提供「世俗性」的休閒娛樂爲製作方針,但卻引爆了各界對於其悖離歌仔戲本體的討伐聲浪。
「現代劇場歌仔戲」著重於劇藝品質的「精緻化」與「文人化」
相形之下興起於八〇年代,結合了現代舞台劇場技術與設備的「現代劇場歌仔戲」,則更著重於劇藝品質的「精緻化」與「文人化」。藉由專業分工的「任務編組」製作模式,搭配企業行銷的文宣包裝,形塑劇團特有的風格定位,以爭取進駐現代劇場的演出權。如「明華園歌劇團」承襲內台的機關佈景與聲光特效,以「金光戲」的表演風格獨樹一幟;「河洛歌子戲團」擅長以嘲弄反諷的「官場戲」,批判表露社會亂象與人生百態;「台灣歌仔戲班」組合了各界與彼岸的專業人才,堅持著「實驗性」的創作理念;「黃香蓮歌仔戲團」綜合了電視與舞台的製作手法,在劇藝中流露出「京劇化」的風格走向等,大抵都以劇團長期積累的「品牌形象」,成爲劇場歌仔戲演出的主力軍。而這種「資源集中」的佔據局面,在九〇年代萌發出新的生機,有些野台戲班如「陳美雲歌劇團」嘗試轉型,有些新興劇團如「尙和歌仔戲劇團」積極打拼,這都使得劇作的演出「質量」大幅地超越了八〇年代,無論在劇作數量的成長,劇本題材的開拓,思想內涵的深化,導演職能的發揮,藝術手法的構思,唱腔比重的增加,樂團編制的擴大,舞台設計的突破,演員功力的鍛鍊等面向,都朝著現代化與多元化的舞台風貌在開展。特別是如《欽差大臣》(河洛)、《聖劍平冤》(洪秀玉歌仔戲團)與《梨園天神》(唐美雲歌仔戲團)等西方經典的改編製作,以及《黑姑娘》(薪傳歌劇團)、《烏龍窟》(薪傳)、《八仙屠龍記》(復興劇校歌仔戲科)與《戲弄傳奇》(河洛)等兒童劇作的量身定作,都可能會延續爲新世紀歌仔戲的創作潮流。
交叉運行的演出形態相互孳乳的藝術特性
就整體而言,九〇年代的歌仔戲展現了「新舊遇合」的演出現象,如本地歌仔融入了野台歌仔戲的服飾妝扮,公演式的野台歌仔戲套用了劇場歌仔戲的製作模式,廣播歌仔戲與電影歌仔戲還魂於電視螢光幕前,綜藝型的電視歌仔戲發揮了野台歌仔戲的即興特色,又企圖融入劇場歌仔戲的製作理念;劇場歌仔戲或繼承了內台歌仔戲的藝術特色,又汲取了電視綜藝與京劇程式的涵養等。這些交叉運行的演出形態,相互孳乳的藝術特性,打破了歌仔戲的傳統生態與表演藝術,在經過「還原拼貼」的變化組合後,萌發出「蛻變再生」的信息能量。
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歌仔戲將會邁入「解構與重整」的新紀元,各種表演形態都可能會在繼承傳統的常規上,又蛻變創新出新型的演藝風貌。或者是由於「演出場域」的改變,如從野台進入電視,由鏡框式舞台拓展爲三面式舞台等,不同的演劇空間,都關涉著戲齣演出規模與表演手法的篩選;「觀衆層面」也會因演出場合而有所區隔,如官方舉辦的藝文活動,宗敎廟台的娛神演出,傳播公司的電視播映等,不同的觀衆族群必然具有不同的觀劇品味。是以各劇團的「組織編制」也得因時因地而制宜,並且在「製作方針」評估考量,或以「劇藝品質」爲訴求,或以「市場經濟」爲前提等。
歌仔戲未來發展的「危機」與「生機」
而這也連帶地引發了對歌仔戲藝術評賞觀點的辯證,如果以藝術本體的「歌仔」作爲衡量的尺度,則劇作演出中唱段組織的多寡、唱腔類型的多樣化、演員歌仔韻的好壞等,就成爲對歌仔戲「傳統正宗」的評賞原則;然而若是就「商業劇場」的觀衆票房爲出發點,則奇情複雜的故事劇情、時代流行的歌曲唱腔、大型華麗的機關變景、亮麗紛雜的行頭妝扮等,反倒更能擄獲觀衆的脾胃。因此從內台歌仔戲到野台的胡撇仔戲,以及綜藝化的電視歌仔戲等類型,基本上都傾向於迎合商業賣點,摻雜了各種「新劇」與「電視劇」的表現方式,而縮減了歌仔戲原有的唱腔身段,以致於被貼上「非正統」的歌仔戲標籤。是以「傳統/商業」延伸出不同的欣賞視角,而其各自有生發的社會背景與文化生態,正是解讀歌仔戲發展歷史的重要符碼。
因此,在面對新世紀歌仔戲更多元「混血」的劇藝風貌時,應該透過更全面客觀的視野,去賞玩其弔詭多變的藝術美學。由於歌仔戲原本就是廣納了各種地方劇種的養分才逐漸茁壯的,是以隨著時代社會的脈動開放,歌仔戲更開展了與其他劇種對話的空間。如兩岸文化藝術的開放交流,引進了「薌劇」的音樂設計理念,使得如由漳州作曲家所設計的《李娃傳》(台灣歌仔戲班)與《燕雲十六州》(明華園)等音樂唱腔,繼早期「都馬班」來台後所帶來影響後,再度地對歌仔戲的編腔作曲產生發酵作用;而移植改編自各大陸劇種的劇目文本,如《五女拜壽》(薪傳)、《秋風辭》(河洛)與《凌波仙子》(復興劇校歌仔戲科)等,則改變了歌仔戲方變音韻的趣味美感,以及字彙語詞的地域特性;至於借重其他劇種或領域的編導人才,則爲歌仔戲塗抹上各式的劇藝色彩,而散發出迥異於民間熟悉的鄕土草根風味。這些創作理念上的碰撞與變革,對於歌仔戲而言是「生機」也是「危機」,因爲經由各種藝術層面的借鑑與涵養,提升了歌仔戲的表演藝術,展現出更精緻化與現代化的藝術質感;但是相對地也使得歌仔戲的劇種「個性」逐漸地流失轉移,除了在部分唱腔中還存留著「歌仔」的餘韻外,幾乎是「移形換神」地轉變了歌仔戲的生活氣質。是以歌仔戲在進行跨劇種的嫁接時,對於戲曲個性與共性的掌握,將是歌仔戲邁向新紀元門檻時的重大考驗與挑戰。
結合其他的藝術領域與傳播媒體
同時,新世紀的歌仔戲還會持續地與其他藝術領域接軌,或以解構歌仔戲藝術元素的抽離方式,如往昔的《七字調七十二變》(蘭陽戲劇團)、《「吟詩作對」歌仔調》(市立國樂團)等音樂會,就是以歌仔作爲音樂會的主題;或者化身成爲現代的音樂作品,以搖滾樂、交響樂與鋼琴曲等方式來展現;也可以與其他藝術門類結合,如「相聲瓦舍」演出《哈戲族》中歌仔戲的段子,《戲螞蟻》(蘭陵劇坊)、「金枝演社」的《春天的花蕊》與《胡撇仔戲─台灣女俠白小蘭》等現代小劇場的搬演,都是從歌仔戲中擷取素材與吸收養分所創發的。這種兼具傳統與現代的藝術手法,展現出旣古典又前衛的風姿,也許會成爲新世紀的新興潮流趨勢。
而「大衆傳媒」與「資訊網路」,也是歌仔戲展現世紀風華的新據點。往昔歌仔戲曾用不同媒體作爲表演的「載體」,或藉由媒體來發揮文宣包裝的傳播功能。然而當媒體更強勢地主宰生活時,歌仔戲會嘗試結合現代科技,製作出各種類型與功能的影音資料:或拍攝舞台演出實況,或錄製薪傳敎學劇目,導覽歷史演進風貌等,提供給不同的傳播媒體播放使用,掙脫了觀賞演出在時空與場地方面的局限;而資訊網際網路的發燒,更成爲劇團與觀衆間串連的最佳管道,無論是劇團介紹、藝人經歷、戲路資訊、活動剪影、硏究論述、觀劇心得等與歌仔戲相關的話題,都可藉由網站的架設與網友的組織進行互動交流,成爲評價或影響歌仔戲表演藝術的重要溝通管道。
國家歌仔戲團的成立需經審愼評估與規劃
在歌仔戲走過自力更生的百年歲月後,政府有了設置國家歌仔戲劇團的意圖,此一政策的宣布引發了各界的關注與強烈的爭議。如果就劇種的「代表性」而言,歌仔戲的確是由台灣本土所孕育成長的劇種,最能夠展現台灣的風土人情與契合本土的人文內涵,也擁有爲數較多的觀衆人口與不同的市場需求。因此,若能藉由國家劇團的設置,整合各方資源並統整現有人力,使其能夠在劇藝上專心謀求精進,豐厚深化自我的藝術生命,而能夠眞正地成爲台灣藝術文化的表徵,以躍登國際舞台推動文化外交,其實倒也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價値;然而,眞正困難的是如何成立一個「體制嚴謹規模完整」的國家級劇團,如藝文資源的挹注與分配,營運管理的目標與宗旨,劇團組織的結構與編制,劇藝風格的把關與定位,演藝人員的來源與遴選等課題,都攸關著公營劇團存續成敗的命運關鍵。因此,國家劇團的成立勢必需要經過審愼的評估與縝密的規劃,方能勾勒出具有前瞻性與發展性的周延藍圖來,絕不可爲了平衡政策而任意地草率決定。尤其是國立歌仔戲團成立後,對於民間戲曲生態的衝擊與影響,諸如是否會產生與民爭利的尷尬,或其他未受保護的劇種該如何謀求生路等問題,都是不能坐視輕忽的考量層面。所以摒棄情緒性的鞭撻怒吼,讓我們用客觀冷靜的理智思考,爲歌仔戲打造新世紀的希望工程吧!
文字|蔡欣欣 政大中文系副教授、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