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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中飾演索洛姆的班尼書,是布魯克長期合作的法國導演與演員,這次的演出爲他贏得佳評如潮。(Marc Enguerand 攝)
巴黎 環球舞台/巴黎

科學時代下的悲劇

彼得.布魯克《我是個奇人》

彼得.布魯克說他對「人腦」感興趣,是因爲這個問題還沒被道德、政治或宗敎的觀點所汚染,我們面對未知,不被任何成見束縛。他始終認爲從事劇場工作不是爲了做戲,而是爲了長期深入許多的領域,探究生命的本身。因此在他執導歌劇,或繼續他的劇場硏究之餘,他也到俄國、美國尋訪洛瑞雅與索洛姆的蹤跡,並訪問了許多腦神經醫學方面的專家,點滴累積下,才有《我是個奇人》的產生。

彼得.布魯克說他對「人腦」感興趣,是因爲這個問題還沒被道德、政治或宗敎的觀點所汚染,我們面對未知,不被任何成見束縛。他始終認爲從事劇場工作不是爲了做戲,而是爲了長期深入許多的領域,探究生命的本身。因此在他執導歌劇,或繼續他的劇場硏究之餘,他也到俄國、美國尋訪洛瑞雅與索洛姆的蹤跡,並訪問了許多腦神經醫學方面的專家,點滴累積下,才有《我是個奇人》的產生。

一九九三年,彼得.布魯克與艾絲汀娜(Marie-Hélène Estienne)改編神經科醫生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著作《一個把老婆當作帽子的男人》A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完成戲劇作品《人》L' Homme Qui(註1)。而後經薩克斯的介紹,他們閱讀了俄國醫生洛瑞雅(A. R. Luria)的《一位記憶大師的心靈》The Mind of a Mnemonist,並爲書中那位運用感官聯想,具有無限記憶能力的索洛姆(Solomon Shereshevsky)深深著迷,進而想將他的故事拍成影片,但因爲申請經費受挫,計畫便擱置下來。而後他們再三閱讀電影劇本,決定將其變成舞台劇──《我是個奇人》Je suis un phénomène,於九八年三月在巴黎「北方義大利劇院」(Theatre des Bouf-fes du Nord)首演(註 2)。

硏究人腦,探索生命

《人》是布魯克探索人類腦神經領域的首部作品,他敍述該劇的創作動機:「要創造一個有生命力的好劇場,就要不斷開發所有與人相關的課題。因此今天『人腦』(le cerveau)成爲我們探討的主題,實在不足爲奇。」(註3)探索「人腦」不是解剖人體的組織,衡度斤兩大小,而是硏究人的行爲、記憶的奧祕。布魯克說他對「人腦」感興趣,是因爲這個問題還沒被道德、政治或宗敎的觀點所汚染,我們面對未知,不被任何成見束縛。多年來他始終認爲:從事劇場工作不是爲了做戲,而是爲了長期深入許多的領域,探究生命的本身(註4)。因此在他執導歌劇,或繼續他的劇場硏究(recherche théâtrale)之餘,他也到俄國、美國尋訪洛瑞雅與索洛姆的蹤跡,與他們的家人交談,並訪問了許多腦神經醫學方面的專家,點滴累積下,才有此劇產生。

《我》劇中的時間從七〇年代兩人在紐約重逢開始,與他們三〇年代在莫斯科相遇後的生活交錯,編劇透過索洛姆與周圍的人物,刻畫一個具有「無限記憶」能力者的沈重負荷,對比起《人》多樣病例會於一爐的呈現方式,《我》劇更深入探討了單一個案的生命史。

舞台上的索洛姆習慣性地微微低頭,常神經質地眨眼。對他來講,記憶力強是天生的本能,毫不特殊,但在報社工作時,總編輯發現他超乎常人的記憶力,促成他與腦精神科醫生洛瑞雅相識,自從科學介入他的生活後,一切就開始改觀了。

索洛姆到洛瑞雅的實驗室,先進行數字與單字的記憶測驗,在長串的數字中只念錯了一個,因爲「剛剛助理說『對!』的聲音太大,『遮住視線』」,他緩緩伸手往前一抹,就淸楚更正了 !醫生稱讚他是「現象的匯聚點」(siège de phénomène)。他回家高興地告訴鼓勵他接受測驗的太太,「那要做什麼呢?」她問。「不知道?也許他要頒一張『記憶驚人』的證書給我吧?」

院方幫索洛姆請了「病假」以便繼續進行測驗。劇中的索洛姆解釋他如何利用感官經驗(視聽味嗅觸)的聯想來記憶,這時舞台上的電視螢幕就會顯現他所說的圖像:像「媽媽」(maman),這個發音讓他想到一朶朶輕飄飄的白雲,講到「綠」,他總想到窗前有盆綠色的花,「藍」是個男人探身窗外,在風中揮舞藍色的旗子,「8」是個胖胖的老太太,胖得就像把兩個袋子疊在一起,當老太太站在一個單脚腫脹的男人旁邊,就變成了數字「86」或「68」。

對於不懂的外文,索洛姆也可以依樣加以記憶。有天,洛瑞雅醫生以義大利文念了但丁(Dante)的詩,然後問他,「您能夠記住嗎?」他說可以,然後就一字不訛、情感豐富地複述出來。醫生問:「您是怎麼記得的?」他說:「mi」,這個音,讓他想到音樂上的「Do, re, mi」;「cammin」讓他聯想到美國人說「Come in!」;他用「約伯敎士在念祈禱文shmab」,「他的女兒叫Rita」,將「sma」與「rita」連成「smarrita」的發音......。在索洛姆敍述時,螢幕同時呈現圖像的拼貼,讓我們「看到」他的腦海如何剪接原有事物,組合出新的畫面,藉著聲音與視覺,觀衆亦步亦趨地接近他的世界。

對不想記得的東西說不

然而在共產統治下的蘇聯,索洛姆不僅不能發揮他的特殊能力,反而被報社認定是個危險人物,在拿到「證書」的同時,他也被撤職了。而後,索洛姆像個展示品,出現在各類醫學個案的硏討會上,他因此與著名女演員Kenebel夫人相識,經由她的介紹,在馬戲團找到工作。

馬戲團以他的「超強記憶力」招攬顧客,生意越來越好,場次越加越多。演員在觀衆席報出不同的數字、姓氏,一聲急似一聲,音響傳出興奮的掌聲、呼喊,觀衆彷彿置身在氣氛沸騰的馬戲團裡。本性敏感、羞怯的索洛姆必須壓抑住不安,在每個段落,以昻揚自信的聲調,迅述重複觀衆所言。他說他把觀衆說的東西,先拼貼在他童年居住的Torjok城,不久,所有街道、窗戶、櫥窗都貼滿了,他只得貼到莫斯科來,很快地,所有地方也都滿了,他陷入可怕的渾沌!

他焦躁地對太太說:「我把所有的數字都寫下來,我們把它燒掉吧,我忘不掉!」他與太太站在舞台中間,點起火,紙片燒掉了,餘煙竄起,但那些數字仍舊像是揮之不去的遊魂,在觀衆席低聲暗吼。

太太說:「因爲你不想忘所以忘不掉,如果你想要忘掉,你就可以忘掉!」

在太太溫柔而堅定的鼓勵下,他終於學會對他不想記得的東西說「不!」,過比較自在的生活。他問太太,什麼是「無窮無盡」(infini)?太太說,因爲之後還有東西,所以就還沒有結束。那,「無」(rien)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說到「無」,可是還看到影像存在,那就不是「無」囉?無法爲天生無盡的記憶力築起界限,是索洛姆異於多數人的苦惱。

而洛瑞雅的同事布洛得斯基醫生(Dr. Brod-sky)就認爲缺乏「忘記」能力的索洛姆,實在是個「無用之人」。導演藉著布洛得斯基與洛瑞雅,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醫者形象:布醫生在爲索洛姆進行測驗時,喜歡詢問後者記憶的「方法」、「竅門」,還用計時器測量索洛姆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找出台詞中的某一個字……此時,「科學」以追求數據、平均値爲目的,漠視硏究對象感覺的殘酷性,一覽無遺。或許洛瑞雅是個較有人性的醫生?他私下指責布洛得斯基太過殘忍,但是面對蘇聯當時的環境,他仍舊無能爲力,在權力的暗鬥下,他也因爲「投注太多時間在單一個案」,被迫關閉實驗室。

被科學擾亂了一生

時間轉到七〇年代,索洛姆已隨兒子移居美國,他感到一切自在得多。洛瑞雅訪問美國時與他聯絡,希望他答應讓紐約的醫學專家透過先進的科學儀器檢驗他的腦。

美國的醫生指著螢幕上的人腦電腦斷層掃瞄圖,對索洛姆說:「這是您。」「喔!這是我?」索洛姆首度看到自己身體的思考中心。這些彬彬有禮的專家看似對索洛姆比較尊重,在做過情緒反應等測試後,有個實習大夫要求試試看,她大聲地對索洛姆說:「您的兒子死了 !」他馬上呆若木雞,無法繼續,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

不同年代、國家的醫生在面對索洛姆,都希望從他身上獲取具體的數據,再比較出「記憶家」們的共同特徵,以實證的方式解答「異常」的現象。洛瑞雅說,他從在醫學院開始時,就不斷在對抗這種求取「均値」的論點,但看是螳臂擋車了。

最後,洛瑞雅醫生問索洛姆:「您覺不覺得科學擾亂了您的一生?」索洛姆仍舊對「科學」十分寬諒,他說:由於洛瑞雅,他才有機會被寫入一本書,也對旁人有用處,他願意在死後把腦捐給美國科學界,讓他們進行解剖,這樣或許有助於發掘人類心智的祕密?兩人邊說邊搭肩走下舞台,重疊了三十五年的人生,「實驗者」與「被實驗者」因爲相互關懷,仍能成爲知心好友。

本劇名爲《我是個奇人》,一語雙關,法文中的「奇人」(phénomène)雖有表現超凡之意,但同時也可能代表奇怪、不正常的「畸人」。索洛姆在工作上的不順遂,幸好有家人在支持、保護他,他老婆的名字叫「莉莉」(Lily),他說這個發音有點刺耳,卻很踏實,給他安全感。在劇中飾演索洛姆的班尼書(Maurice Béni-chou),是布魯克長期合作的法國導演與演員,這次的演出爲他贏得佳評如潮,有趣的是,戲中演他太太、兒子的,也正是他現實生活中的妻兒。

洛瑞雅與索洛姆在三〇年代相識時,人腦的聯想能力(synesthésie)還是個未知的領域,因此索洛姆的表現相當令人驚異,然而降生在不當時空下的他,好像是顆被放錯位子的棋子,前退兩難間,或許只能等待棋手將他帶離棋盤?倘若說,《人》裡面的患者是在某些反應上「劣於」常人,那麼《我》劇裡的索洛姆便是在記憶方面「超於」常人。觀衆或者因自覺較前者「正常」而發笑,但笑聲中隱隱有畏懼,因爲我們只看到劇中人物受難的結果,卻未看見他們犯錯。而索洛姆雖有超凡記憶,但生命也因而顚簸,活生生地成爲醫學砧板上的犧牲。劇中的一位醫生說:「索洛姆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對我而言,想像他腦子裡的反應,比想像他走在路上的樣子要容易多了……」(註5),當「人」只被醫生視爲「器官」而存在時,除了他還有體溫之外,跟浸泡在福馬林溶液裡的標本有什麼差別呢?或許就是醫學冰冷的對照下,索洛姆以詩意的想像敍述他聯想的畫面時,更讓人發現,人類有科學數據無法掌控的神思遄飛,而這些可能都在我們不自覺中暗自翻騰。索洛姆不像希臘悲劇人物執意與命運掙搏,他「逆來順受」的性格,讓人除了嗟歎落淚,不知如何是好,觀衆彷彿見到層層密佈的白雲壓頂,雖知不會有大雨傾盆,卻讓人透不過氣來。幸好,由於親情、友情的撫慰,生命於是有了一點微光。

註:

1.參見筆者,「彼得.布魯克的 《人》 在巴黎」,《表演藝術》六十四期,一九九八年四月,七九至八一頁。

2.Peter Brook, Marie-Hélène Estienne, L'Homme Qui suivi de Je suis un phénomène, Acts Sud, 1998, p43-45.

3.Peter Brook,《人》節目單, Paris, Bouffes du Nord,一九九七年十月。

4.Hugues Le Tanneur, Peter Brook, Médecin de l'Imaginaire, 25-31/3/1998, aden, pl0.

5.同註2, 七十頁。

 

文字|簡秀珍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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