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石守謙形容董陽孜的書法「透過文字的形象而有所表現時，他不僅在創造一種美感，也非只與傳達某種訊息，更是再進一步激發共鳴」。這次在兩廳院開個展，董氏以其一貫舉重若輕的筆墨行氣和前所未有的超大尺幅，為這個繁華的空間凝結出安定、深邃的歷史感，意在召喚那疏離了中國文化的年輕人的共鳴。
「字在自在——董陽孜書法與空間的對話」巡迴展覽
▲時間：3月22〜4月6日
地點：台北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
▲時間：3月22〜4月10日
地點：台中市文英館
▲時間：5月10〜6月15日
地點：新竹縣文化局
以高科技為基礎的「表演藝術殿堂」是孤高的。走進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那兩座上空挑高、地鋪紅毯、迴旋梯引領入座的大廳，任誰都會因莫名的尊榮感，而不由自主地整起衣冠步履。
不過，三月下旬起，這兒因一場「字在自在——董陽孜書法與空間的對話」的書法展，有了殊異的視覺動線和時空氛圍。展覽期間，有人第一次發現兩廳院大廳原來有牆，牆上之字，乃是被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石守謙指為「字的原形結構已被解體至幾乎『無字』的境地，但仍不斷絕書法與文字表意功能的結合」的董陽孜的書法。董氏書法以其一貫舉重若輕的筆墨行氣和前所未有的超大尺幅，為這個繁華的空間凝結出安定、深邃的歷史感。突然間，觀者也可以自在了。
若從「一場演出」的角度來看這整個的展覽與活動，董陽孜其人其字，不僅是創作的原點，更是驅動整個展演團隊的導演、製作人和演員。雖然董氏始終深隱幕後，謙稱自己只是個平生沒用過名片的家庭主婦，但無疑的，這是一場「董陽孜在兩廳院的演出」。
緣起於林谷芳的跨界挑戰
董陽孜年少得名，浸淫書藝四十餘年來，創作不輟，一九九五年第四屆「雄獅美術創作獎」頒給他，使承繼數千年形制、向來不被視為創作的藝術形式的書法，獲得被重新思考的機會。董氏書法有著開創性的地位，但如果不是文化學者林谷芳挑戰他，他從來沒有想過到畫廊、美術館以外的「別的空間」開個展。
經常寫藝評、對「跨界」角色駕輕就熟的林谷芳表示，所謂傳統／現代、造型藝術／表演藝術只是便於人們辨認、陳述的二分法，事實上，因中國書畫的創作過程往往是臨場揮毫、一揮而就，從作品的筆觸當中可清楚地看見時間性和肢體連續運作的能量，收筆那一剎那，就此完成，不能重來，其律動、張力之細膩度，比起從第一筆到完成可能歷經數月的西洋繪畫，統攝了更強烈的表演藝術特質。書法在當代有著「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面向，它在正統的美術館裡是造型藝術，在特殊場域裡變成裝置藝術、行動藝術，有人看它是線條的抽象藝術，也有人從文化面體認字中的思想、情懷；林谷芳說，從文化行為來看，書法從六歲到六十六歲都可以寫，他相信，「像這樣可契入各種生活面向的藝術形式有絕對的現代性和最大的可能性」。以上藝術理論固然有說服力，但真正讓董陽孜接下戰帖的，是他對中國文字處境的極度焦慮。當前，中國大陸和東亞漢字圈國家都慣用簡體字，繁（正）體字越來越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台灣雖使用繁體字，但因電腦普及，英文又隨全球化潮流水漲船高，「我很痛苦呀」，人前十分靦腆的董陽孜疾呼：「沒有中國文字就沒有中國書畫，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懂了，他們以為西洋的繪畫、音樂才是我們的，再不引導他們，我書法不用寫了，因為將來不會有人來欣賞了！」
於是，董陽孜「跨」了出來。在林谷芳牽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朱宗慶欣然同意之下，這場「讓被歸類為造型藝術的書法出現在表演藝術殿堂，把最傳統的藝術類別用最當代的方式表現」的演出，由林谷芳策展，很快就進入籌備階段。
寫詩經和表演藝術殿堂對話
董陽孜著手創作空前巨幅的字。
文以載道的傳統影響董氏甚深，其書法一向取材於中國古籍，他會從古文、詩詞中挑選能對應於自己生命體驗的文句，然後放在心中沉澱醞釀，直至落筆，每一個寫成的字都承載著書家豐滿的意念。這次，為了與象徵表演藝術殿堂的兩廳院產生對話，他放下個人「感性」的創作模式，用很理性的態度選擇了他平時並不常閱讀的《詩經》。為什麼是《詩經》？他的說法卻是：直覺。最後，他挑出的文句包括：「嘯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瑟兮僩兮赫兮喧兮」、「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海納百川，由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董氏書法之所以自成一家，與其西方繪畫的學院背景和曾從事設計工作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像往常一樣，他用構圖的概念寫書法，「這些字句怎麼寫才能創造美感」是思考的主軸。很多人看不懂他的「新結字」，但董陽孜強調，即使他要寫出現代感，他照樣一隻筆、一張紙，不把字解體改造，更從沒破壞書法行氣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傳統，雖然這樣的堅持增加了困難度，但「藝術的本質就是要引起共鳴」，他引述林谷芳的話說。
這次展出作品的尺幅，很多都創下董陽孜個人、也是書法界的紀錄。其中，最大的一幅「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358×870公分，創作時，董氏將二十七張紙拼在一起，一氣呵成。很早以前，就有人建議他運用投影科技，尤其像兩廳院這樣的大空間，如果採取投影片，很多展場硬體工程的難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他想都不想就說「不」。因為，書法不像油畫布，它是時間的藝術，柔軟的黑墨、宣紙、毛筆所寫出來的質感，一旦用投影，創作的肌理都不見了；董陽孜說：「要投影，我寫小字再放大就行了，但這樣做，兩廳院就挑戰不了我了。」
具現書法主體能量的展場設計
林谷芳指出，包括表演藝術界在內，不少人以為書法只是線條，所以在舞台上把它當成裝置的抽象藝術來用，觀眾也把它當成背景，渾然不知書法的主體力量有多大。因此在這場演出中，展場一直朝「書法不是背景，而是主體能量」的方向來設計。展場設計者是名建築師陳瑞憲和平面設計師陳俊良。最初，董陽孜是根據陳瑞憲規畫的牆面尺寸來創作的，但等到作品完成，原本以為是他挑戰董氏的陳瑞憲發現，作品反過來挑戰他，讓他步步惟艱。
首先，是同樣358×485公分的「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海納百川，由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陳瑞憲建議這兩件作品躺在國家戲劇院紅地毯兩邊的平台上，觀眾從迴旋梯走下來時便可看到作品的全貌。但董陽孜不同意，他認為站著展，觀者才能深刻感受到大作品的氣勢以及書寫難度。經過很久的討論，陳瑞憲決定尊重創作者。接下來，開始面對作品陳列的難題。原本，因為迴旋梯後方的兩個角落，空間夠大，打燈也沒問題，董陽孜同意屈就，但因不能使用升降車掛作品，如搭建臨時的鷹架，不僅所費不貲，而且因劇院有演出，每天下午五點就必須撤離現場，所以，最後這兩件作品移位到迴旋梯的前方，平行站立。如此一來，陳瑞憲必須處理作品背面的牆面，他以不倒翁原理，製作出一個H型鋼架、厚度約十公分、須三十個以上的成年男子才推得倒的大型長方量體因應之。
空間架構最難克服的是音樂廳大廳。本來針對陽台上尺寸寫作的「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後來決定張掛在陽台對面的透明落地窗部分，故必須在逃生門上面架設一巨大的牆面來支撐，此一作品牆面及裝裱木板的總重量達六百公斤，經結構師評估，其上有四支直立樑柱和一支橫樑，鋁製的鋼條橫樑裡面填充的是鐵，再用夾子夾住鋼條，便可以負荷這樣的重量。
整個空間溝通協調的工程浩大，董陽孜的助理黃茜芳、兩廳院的工程組、水電組、空間設計師、燈光顧問群以及長期為董氏裝裱作品的「太古齋」莊建俊師傅都參與其中。兩廳院大廳的牆有限，而且地板和牆面都是大理石，不能釘任何釘子，架設出來的牆面呈L型，故設計師按照作品不同尺幅架設不同的牆面、寬度約二十六公分的牆面。基本上，牆面都是先在工廠施做完畢，再到現場進行組拼而成。裝裱工程也必須在當場完成。莊師傅先將作品拓裱在不同的板塊上，然後循序地以螺絲栓緊組裝成完整的大作品，再掛上牆面。而燈光，就藏在L型比較短的那面。由於這個空間挑高太高，無法從天花板拉燈，於是從二樓架設小型的表演燈光。
在日本學建築的陳瑞憲曾經在名建築師安藤中雄的工作室工作過一段時間，他在繁複的兩廳院刻意採取了冷冽色調的牆面，使其有一種安藤中雄建築語彙中最典型的清水磚質感和類似禪的意境氛圍，其冷冽的色調，無非是希望讓董氏書法相對於豐富的空間，顯得安靜、清新，讓作品在勻稱、溫和的燈光下，發散出使觀眾感覺容易親近的魅力。
動員文化界談「字在自在」
林谷芳認為，「字在自在——董陽孜書法與空間的對話」展覽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是向跨界的極限挑戰，從此，未來任何展示空間對他們而言，都是「活」的空間了。
在兩廳院的展場之外，陸續舉辦了十場相關的系列講座。與會者當中，真正與書法關係密切的僅有故宮副院長石守謙、漢聲雜誌發行人黃永松，此外，曾繁城是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達夫是心臟手術權威，姚仁祿是建築師、大愛電視台總監，吳清友是誠品書店總經理，賴聲川是劇場導演，辜懷群是新舞臺館長，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出身外文系，也在大學教外文。策展人兼座談人的林谷芳指出，這些位居不同領域的名人與董陽孜素昧平生，卻都承應他的邀請來談「字在自在」這個主題，除了看出董氏其人其字在文化界的能量，也可見大家對中國文字的處境有著共同的關懷。而董陽孜這次跨出美術館來開個展的初衷，正是希望找到「能說的人」出來說說這些話。
開展前，有人想到董陽孜的畫室觀想其寫字時雄渾壯闊的「表演場景」，他說：「看不出什麼的，不過，就像戲曲的一桌兩椅，人一上去就活了。」
唯有文化的根源在，藝術的生命才找得到主體。這是「董陽孜在兩廳院的演出」最想說的話。
（本刊編輯 施如芳）
草原上的蒼鷹
童乃嘉（本社副社長）
董陽孜早就想寫「人生何處不相逢」與「一言為重百金輕」兩個淡墨、濃墨對比的句子，後者很快就寫出來了，前者卻一直苦無靈感。二○○二年夏，偶得因緣與本文作者、林谷芳結伴至內蒙古旅行，歸來後，他選了一支長毫——人生何處不相逢，一揮而就。
當董老師提到他第一次看到擎天岡的「草原」就覺得自己應該在上面打個滾的時候，我的記憶畫面霎時間拉回到內蒙古東烏旗的大草原——真正的草原；滾不到盡頭的草原。蒙古的草原上有幾件事讓你終身難忘——穹蒼、草原、蒼鷹、人與馬頭琴。
躺在旭日、艷陽、落霞與繁星鋪蓋的草原上，仰望著蒼鷹、黃鸝鳥，環饒著彈跳的山草驢，聆聽人與馬頭琴的分進合擊，人似乎與時間一起溶解，化為永恆中的一粒微塵。
說到草原上的蒼鷹，林谷芳拿它來形容蒙古聲樂中的長調，上凌九宵，俯衝直落，收放自如。然而，在見識過他們的泛音（喉音Khoomei）唱法之後，覺得那雙聲呼應的低音，更像在錫林河邊低翔巡弋的草原雄鷹，怡然自在。
以前，不用說，不但是看不懂董老師的字，還總以為他一定是個有了年紀的老頭。從草原回來之後，在台南藝術學院偶然地又再遇見董老師的字——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隱約中有感，無以名之。那一天在董老師家中喝茶聊天，聽他說到「人生何處不相逢」的創作過程，不禁宛然；原來是這樣。
在藝術創作之中，創作者與作品之間，原是一段尋覓與相逢的過程，然而，由是觀之，觀眾（第三者）與作品／作者之間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這尋覓原本是心靈與意念上的需求——心動、念動而至於行動。果真意識到「一言為重」，則百金自然為輕，如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即為果然。
或許不一定每一個人都需要到蒙古去經歷那草原之大，欣賞到蒼鷹翱翔的偉岸，才能體會董老師書法中那充滿動態線條與純直意念的美。然而，每一個人心中原本自在對於美與好的追求與渴望若一但失去，則只見百金不重一言，相對不識，又奈何？！
董老師的字與草原的蒼鷹，都讓我回頭再識藝術創作的原點——純真自在的美。觀眾（Spectator／receiver）在相同的意念上去追尋，則舞台也好、宣紙也罷，揮灑其間的是董老師雄渾的墨跡、蒼鷹銳利的鋼爪，還是演員、舞者的肢體，都一樣地仲介了尋覓與相逢的心靈悸動。
這一次，董老師選擇了在兩廳院展出他的作品，與其說是書法家的大膽嘗試，不如說是藝術家對觀眾的一次挑戰。必然穿梭於他的作品之中的觀眾們，你是否捨得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