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五月二十七日義大利作曲家貝里歐（Luciano Berio）於羅馬與世長辭，這位二十世紀作曲界的巨擎一生中不僅寫下無數傑出的作品，更是義大利電子音樂的先鋒者、策展人、指揮與教育家。沒有停歇的音樂生涯不僅留給後人龐大的藝術遺產，也寫就了現代音樂史精采豐富的一章。

遇良師益友，奠定嚴謹紮實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出生於音樂世家的貝里歐由身為管風琴家的父親啟蒙音樂教育，一九四六年前往米蘭威爾第音樂院隨格第尼（Federico Ghedini）學習作曲，並隨朱里尼（Carlo Maria Guilini）學習指揮。一九五二年貝里歐前往美國檀格烏（Tangelwood），在波克夏音樂中心跟隨達拉畢克拉（Luigi Dallapiccola）身邊深入研究，同時期他前往紐約，開始接觸電子音樂。然而對他日後影響最深遠的應屬曼德那（Bruno Maderna）；不管是來自第二維也納樂派的根源與思考、對各種音樂素材的高度興趣、音樂劇場的探索與人聲的呈現等等，這些軌跡都不難在貝里歐往後幾十年作曲家生涯中看到。

尋求新的音樂語言

繼曼德那之後，貝里歐自一九五四年起也開始每年出席在德國達姆城的夏日音樂營（Darmstädter Freienkurs），此時電子音樂的實驗開始在歐洲大陸受到注意，甫自巴黎返回德國的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於一九五四年完成的《電子練習I、II》Elektronische Studien I und II，隔年貝里歐隨即偕同曼德那創立了「音樂音韻實驗室」（Studio di fonologia musicali）。在這間義大利第一所電子音樂研究室裡致力將電腦電子的音響帶入傳統樂器的編制當中的實驗，另一方面也試圖走出當時已經為史托克豪森與布列茲（P.Boulez）等人所發展成熟至既定面貌的「達姆城形式」，建構新的音樂語言。

二十世紀的標竿作品：Sequenza

除了一系列結合電子技巧與傳統樂器的作品，如給預置錄音的Thema－Omaggio a Joyce（1958）、給長笛、豎笛、豎琴、中提琴、大提琴與預置錄音的Defférences（1958/59）、同樣給預置錄音的Visage（1961），貝里歐自一九五八起陸續完成了《續唱 I －給長笛》Sequenza I per flauto（1958）、《續唱II－給豎琴》Sequenza per arpa（1963）、《續唱III－給女聲》Sequenza per voce femminile（1966）等器樂作品，鑽研擴展樂器的演奏技法與音列的可能性，這套作品一直持續進行，到目前為止最新完成的是一九九六給手風琴的《續唱XIII》，此外以這套獨奏樂器作品為基底，貝里歐又延伸出一套給管弦樂的作品CheminsI－IV。人聲也是貝里歐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一九六二年完成第一部音樂劇場作品Passagio之前貝里歐已經在兩首電子音樂作品Thema 與 Visage之中採錄了他的聲樂家夫人貝爾貝禮安（Cathy Berberian）的聲音，以電子電腦技術處理成為作品的元素。與貝爾貝禮安的婚姻是促使貝里歐寫作大量聲樂作品的主要原因與動機，貝爾貝禮安豐富的音色與完美的技巧無疑地給了貝里歐實驗人聲的靈感，但是大力鑽研聲樂與劇場作品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卻是文學。

文學與音樂的共生共存

雖然長時間致力於電子電腦音樂的發展，甚至在一九八○年貝里歐在翡冷翠又成立了一個電腦音樂中心，但是他曾經說過：「我們以為電腦音樂擁有的無限可能性，終究只是空談罷了。」對貝里歐而言，與音樂不可分離的不是電腦帶來的無止盡的變化，而是文學中文字意境與聲韻的美。除了促成Thema這首作品的喬依斯（James Joyce）以外，貝里歐長時間與義大利當代文學家合作，深入研究聲韻文字與音樂的結合，如艾可（Umberto Eco）、桑桂內提（Edoardo Sanguineti）和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等，尤其與艾可的深厚友誼更是貝里歐對於深入語言與文字的重要聯繫，艾可因此在他的著作《開放的藝術》中提及貝里歐以為論述據點。

思考音樂、生活在音樂、統籌音樂

除了作曲之外，貝里歐的身分有如他的作品種類一樣多樣化。一九五六年貝里歐接掌音樂報Incontri Musicali，一九六○開始在檀格烏授課，一九六五年起受聘於茱利亞音樂院並成立茱利亞室內樂團，其間也任教於哈佛大學。七○年代末期貝里歐返回歐洲掌理巴黎電腦音響中心IRCAM並且擔任以色列室內管弦樂團指揮與藝術總監，二○○○年起貝里歐為羅馬聖潔西利亞音樂院總裁，而今年六月底起在帕騷舉行為期一個月的第五十一屆歐洲之週音樂節也敲定了由貝里歐擔任大家長統籌運行。

逐漸消逝的年代

出生於上世紀二○年代的貝里歐其實並不寂寞，如果細數在二十世紀音樂界具備影響力的作曲家，名單中有曼德那（1920－1973）、諾諾（L.Nono， 1924－1990）、塞納基斯（I.Xenakis， 1922－2001）、胡柏（K.Huber， 1924）、庫爾塔克（G.Kurtag，1926）、布列茲（1925）、史托克豪森（1928）、武滿徹（1930－1996）、李蓋悌（1923），這些大師們建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紀，可以預見他們所留下來的養分將再繼續滋養後代好些時日。面對大師們陸陸續續離開人世，除了養分是否得以延續以外，另一個令人省思的問題是：何處再得以見到這些大師們面對音樂的態度與風範？仔細回顧貝里歐的一生，不管運用多輕鬆的題材，寫作對他而言永遠是件嚴謹如精密工業般的活動，永遠在進行無止盡修改的舊作品、從舊作品中得出另一番心得而延伸出新作品、統籌計劃演出、演出後再修改，這些都可從貝里歐對音樂的註解得到解釋：音樂，就是不斷追尋極限，那個不斷往前延伸的極限。上個世紀的大師們將這個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世紀面臨大師的逝去，也許只能祈求精神的永留持續了。

（本刊編輯　林芳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