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劇作家曹禺（1910-1996）十二月十三日在睡夢中安詳的逝去。

「曹禺的死，正好爲中國現代劇場以劇作家爲主的時代劃上一個句點。」著作等身，被國內劇壇尊稱爲姚公的姚一葦在接受本刊訪問時，爲曹禺的過世作下了如斯的註脚。

劇作家劇場的劇本

因著「世界戲劇展」的舉行，國家戲劇院在一九九三年的每個月，幾乎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劇團推出重要的作品：莫斯科藝術劇院帶來契科夫的《海鷗》、英國皇家莎劇團演出莎翁的《錯中錯》、日本蜷川劇團推出男形版《依底帕斯王》…。

不知道該說是巧合、抑或說是英雄所見略同，除了由李行導演、台灣戲劇公司製作了《雷雨》參加世界戲劇展的演出之外。那一年，台北還先搬演了大陸作曲家金湘在美國首演獲得好評的歌劇《原野》；以及經過姚樹華改編劇本，並執導的「今天台北的《北京人》」－－這三部劇作的作者都是曹禺。

有不少大陸評者將他的《雷雨》，譽爲「中國話劇藝術成熟的標誌」。這部作品和他其他十三部劇作，在創作形式上都有個共同點：不管是舞台佈景陳設、或劇中角色情緒轉換，曹禺都寫下了大量的舞台指示－－他的劇本是十足的以劇作家心靈活動爲主軸的作品。

按照編寫過《曹禺傳》和《曹禺硏究資料集》的中國話劇硏究所所長田本相在書中透露，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自問世五十多年來，一直是大陸各劇團的保留劇目和學校的實驗演出劇目。這兩齣戲、再加上被文學評論大家夏志淸，肯定爲曹禺作品裡文學價値最高的《北京人》；其實都在曹禺三十歲之前就已完成，他在此之後的劇作都已難超越這段時期的成就。

「當時人家會認爲這些作品有哪些地方可取呢？大約因爲我衷心憎惡的人物，也是當時的觀衆所痛恨的。」曹禺在八〇年代末期以《雷雨》、《日出》、《北京人》合輯爲《曹禺戲劇集》出版時，在〈自序〉裡談到他對自己少作受歡迎的原因的看法。

把中國話劇藝術提到一定高度

「中國話劇作品，或推而廣之，大部分新文學運動已還至七十年代的文學，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論者一般認爲與作者的想像力太受『話題現實』所束縛有關。」以英文版《曹禺論》獲博士學位的劉紹銘，認爲曹禺的性情是近於所謂的「干預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與主流思想魚水相得」。

曹禺的作品，幾乎篇篇與創作當時的「主流話題」有關：《雷雨》講大家族的黑暗面，立意要批判父權社會倫常關係的虛僞。《日出》以上海某飯店房間內，由傍晚到隔日天明的曲折變化，來批判資本主義的弱肉強食。《北京人》則左批傳統中國老人的自私虛僞、右打士大夫的績弱無能。

不過，曹禺到了「新時代」之後所創作的作品，像是以「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爲主題」的《明朗的天》、想發出「一時強弱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正義之聲的《膽劍篇》，一部比一部更像是爲符合「主旋律」而寫的敎化劇本。他的晚期作品，其實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論者經常以「人物造型獨特」、「文字細膩」來形容曹禺劇作的特色；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也以「曹禺繼承了先驅者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爲人生的藝術主張，同時廣泛借鑒和吸收中國古典戲曲和歐洲近代戲劇的表現藝術，把中國的話劇藝術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來稱許曹禺的成就。

從文學作品的角度來看，曹禺的作品大多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功力；但是，從「劇場製作」的角度來看，他的許多戲就太像「戲」了。這也就難怪李行所導演的《雷雨》，當劇中人物關係「巧妙」的「複雜」起來之後，國家戲劇院的觀衆席裡傳遞出的不是緊繃的情緒、而是一波大於一波的笑聲。

當我們今天用現代劇場的眼光、嚴肅的角度來檢視曹禺作品時，可能會發現：跳脫掉特殊時代背景、社會因素之後，要從他的作品找到中文話劇劇本的「經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留下値得省思的問題

曹禺的劇作在挖掘社會現實問題的切入點方面，可以淸楚的看到當時「易卜生主義」的影響（《雷雨》及《北京人》裡混亂的血源關係，和易卜生的《群鬼》關係匪淺）。他描述人物心理的細膩、鋪陳中心主題的功力，又和當時傳入中國並爲文藝界喜愛的尤金．歐尼爾神似。

曹禺停止劇本創作已超過三十年，他生前近八年的時間，幾乎都在病床上度過。不過，他在中國劇場界的大師地位，卻沒有被動搖過。曹禺晚年曾表示今生有兩大遺憾：一是時間被寫作以外的事佔去太多，二是缺乏獨立思考。這兩大遺憾，是不是至今仍是海峽兩岸許多藝術家的共同困擾呢？

按照劉紹銘在〈曹禺新論〉裡的說法：「獨立地看，曹禺不是什麼『不世之才』；拿他的戲劇就跟同輩比，他卻是『一代宗師』。」値得探究的是，曹禺三十歲之後的中國的話劇界，彷彿還未曾出現幾部會令人挺直了腰、細心考究的好戲。

是中國話劇已經早由劇作家時代，步入導演劇場時代了嗎？抑或是六十多年來的政治社會激變，還是無力去沈澱出傳世劇作呢？或更甚者，這個時代根本就不値一哂、沒有深刻的情感好表達的呢？

曹禺的過世，讓我們在哀悼懷念之餘，仍得細細省思他所遺留下的一連串問題。

（本刊編輯　李立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