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1.

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蔡瑞月真的睡了。

這一次，她睡得很熟，再也不會半夜醒來。

2.

據說在綠島坐過牢的人，離開那個恐懼之島後，仍有人會在睡夢中發出驚恐呼叫。然後掩面哭泣。然後凝望黑夜如鬼魅遊移，睜著眼睛等待黎明。

舞蹈家蔡瑞月，曾經也是那樣的綠島過客。在告別綠島之後，據說她也常在夜半驚醒，低聲飲泣。一夜又一夜，在那樣的時刻，蔡瑞月不是一個舞蹈家，而只是一個哭過長夜的人。

3.

離開綠島四十八年之後，二○○○年十月十五日，蔡瑞月由她的媳婦蕭渥廷及蔡瑞月基金會的陳心芳陪同，帶著九月廿九日舞作重建發表會的錄影帶到了東京，要去拜見她的恩師石井綠。我因要幫蔡瑞月寫回憶錄，隨行訪談，前後八天。 

那個機緣很特殊，也很偶然。我與蔡瑞月同名，比她小二十三歲；一九六七年初次相見即在金門海邊聽她泣述與雷石楡的傷心往事。此後三十餘年，關於她的消息都從報章雜誌得知，未曾再見面。二○○○年三月底，突然接到與蔡瑞月一家交情深厚的魏子雲先生來電，說次年二月是蔡瑞月八十大壽，要我為蔡瑞月寫一本回憶錄。魏先生是我青年時代參加文藝營的老師，為人熱心，聲若洪鐘。 師命不可違，應允之後與蕭渥廷討論訪談細節，才知她家就在我家巷口﹔蔡老師返台期間，我們的住家相距不到一百公尺。十月中旬到了新宿的華盛頓旅館，又被蕭渥廷安排住同一房，兩床間隔不到一百公分。住進旅館第一晚，臨睡前躺在床上聊天，蔡老師嘆息著說：「咱倆真有緣呢。」我也嘆息著說：「是啊，咱倆怎麼那麼有緣！」

那幾天在東京，吃過晚飯回到旅館，洗完澡打幾個電話，通常快十一點了。躺上床後聊聊天，她總是很體貼的說：

「阿月，妳還要問什麼就再問啊。」

「阿月」是她父母、哥哥及她丈夫雷石榆喚她的小名。但在我們同住的房間裡，她用她的小名，喚著比她小二十多歲的我。我也總是體貼並且尊敬地說：

「蔡老師，妳累了，先睡吧。」

「沒要緊啦，」她說：「還是可以再講幾句話啊。」

一夜又一夜，這樣的對話重覆著。一夜又一夜，我提出問題之後，其實都沒有回音。在沉寂之中，每次側過臉去，只見夜燈的微光照著她象牙色的臉容，平放於腹部的雙手豐腴而安詳，秀氣的鼻樑正圍繞著輕微的鼾聲。

那年蔡老師七十九歲，已為尿崩症所苦多年。雖然用藥控制得宜，夜裡仍常起來喝水，小解，吃點水果或餅乾，然後再睡。與她同住的那些夜晚，我沒聽到驚叫，也沒看到哭泣。說起前塵往事，不論是大悲或大恨，她的語氣總是溫婉柔和，而神色一逕優雅寬容。舞過大浪，堅定勇敢，那樣的氣度讓我感動莫名，幾次上前擁抱而默不能語。也許，歲月已經稀釋了她的恐懼吧。也許，她已自我釋放，與歷史握手和解了吧。

4.

我們在東京那幾天，幾乎每天像朝聖一般，陪蔡老師到新宿區西落合的石井綠家。她們師徒倆總是爭相述說往事，興致一來就歡暢高歌，攜手起舞，好一幅金色黃昏行樂圖。

石井綠比蔡瑞月大八歲，兩人的師徒情誼始於一九四一年。二○○○年石井綠已八十七歲，仍然腰桿挺直，神采奕奕，思路靈活而言語滔滔不絕。九月二十六日，石井綠在東京舉行「舞踊生活七十周年特別公演」，並且親自上台演出。不約而同的，「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舞作重建發表會，也在九月廿九至三十日於台北舉行。但因髖關節磨損，蔡瑞月早已淡出舞台，只能坐在台下看著她的學生重現她的作品。

石井綠的先生折田泉是小提琴家，已去世多年。她家是兩層洋房，一樓五十幾坪作為舞蹈教室，由六十三歲未婚的獨生女折田克子授課，石井綠常在一旁監督，有時也做一些示範動作給學生看。石井綠說，九月二十五日彩排那天，一個年輕的男舞者把她高舉起來時用力過猛，「我自己聽到脊椎骨喀喳一聲，以為明天不能上台演出了！」還好她有一個很好的骨科醫生，採用民俗療法，幫她固定了骨折部位﹔「第二天雖然還有點痛，我仍然上台演出，只是告訴年輕的男舞者，舉起我的時候不要那麼用力。」折田克子以崇拜的語氣讚美母親：「到現在還是現役舞者的心態，是日本現代舞舞台最老的舞者。」石井綠聽了故意弓起背，自我解嘲說，「走上舞台就昂首挺胸，走下舞台就彎腰駝背啦。」蔡瑞月欽羨地望著石井綠，幽默笑道：「有這樣的老師，我真倒楣！」簡短一句話，讚美了老師，也道盡自己的心聲。

5.

蔡瑞月遠赴東京拜見石井綠，最重要的是讓恩師看看「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發表會的錄影。我們坐在石井綠舞蹈教室看錄影帶時，也看到牆上懸掛著她們共同的現代舞老師石井漠寫的書法「舞踊道」。石井綠說，蔡瑞月的〈印度之歌〉、〈追〉、〈黛玉葬花〉、〈女巫〉、〈傀儡上陣〉等，都有石井漠的色彩，但石井漠的「舞踊詩」是很高的境界，無法模仿。蔡瑞月解釋說，那些都是她自日返台初期的舞作，至於一九六一年的〈牢獄與玫瑰〉，則是她一九六○年在東京看到石井漠學生的演出，「覺得那就像在說我的故事」，返台後進行重編的。石井綠以憐惜的眼神看著蔡瑞月﹕「妳的人生受過那麼多的折磨與災難，作品仍是那麼平和優雅，或許與年齡有關吧？」然後，她加重語氣對蔡瑞月說：「我覺得，妳還可以更激昂地表達自己的聲音。」

蔡瑞月聽完，只是笑著，默默地對她的老師笑著。

「激昂地表達自己的聲音」，於她和她的時代，是多麼艱難的煎熬啊！

6.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成田機場人眾熙攘，我上完洗手間回來，遠遠地看到蔡老師斜靠著椅背睡著了。等待搭機返台的時刻，四周都是行色倉促的旅人，我遙望著她孤獨而安詳的睡姿，為她拍了一張照片。回到台北洗出來細看，卻發現她的眼皮緊閉，眉頭微皺，似乎其下騷動著不安。我想起十月十九日上午，她提及一九六○年到東京教民族舞蹈九個多月，與在天津的雷石榆通信的心情；「要回台灣那天，感覺親像又要回到監獄一般的痛苦。」啊，經過四十年，難道那樣的痛苦尚未消失？

 

文字｜季季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