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發現馬勒」、「發現蕭斯塔可維奇」之後，NSO要在06/07新樂季帶領聽眾「發現理查．史特勞斯」。作為一個銜接古典音樂浪漫時期與二十世紀現代音樂的作曲家，史特勞斯的特出之處在哪裡呢？藉由剖析克來門斯．克勞斯與卡拉揚兩位指揮大師不同的《英雄的生涯》錄音版本，文化評論家楊照解讀出史特勞斯的「英雄」與時代變遷的特殊意義。
NSO「發現理查．史特勞斯」
系列一—英雄的信號
10/22 2：30pm
系列二—狄爾的惡作劇
11/5 2：30pm
台北國家音樂廳
INFO 02-33939888（同系列其他場次請參見www.ntch.edu.tw/nso）
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一九五九年指揮柏林愛樂，錄音演奏理查．史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份錄音取代了之前克來門斯．克勞斯（Clemens Krauss）指揮的版本，成為《英雄的生涯》最權威的詮釋。之後幾十年，不管什麼樂團、什麼王牌指揮家，演奏這首交響詩時，都免不了受到卡拉揚的影響。
卡拉揚詮釋的，有什麼特殊之處？卡拉揚將這首曲子演奏得氣勢磅礡，深刻表達出英雄氣概來。一聽到卡拉揚指揮的版本，自然讓人聯想起另一首同樣以「英雄」命名的偉大作品——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
等等，照這樣形容，我們不能不納悶，卡拉揚將《英雄的生涯》指揮得「很英雄」，這算哪門子特別？《英雄的生涯》顧名思義不就該「英雄」嗎？為什麼還要等卡拉揚在這首曲子發表快六十年，理查．史特勞斯都死了將近十年後，才演奏出權威的「英雄」風格來？
再一個問題：那難道被卡拉揚取代了的前一個權威版本——克勞斯指揮的版本，不「英雄」嗎？
《英雄的生涯》是「一個英雄」生活的表露
是的，如果我們比對卡拉揚和克勞斯，他們詮釋的第五樂章，簡直天差地別。卡拉揚聲音宏遠，彷彿朝向無垠宇宙散放，引領人仰望某種無形的英雄精神，超越於世俗的英雄典範。聽卡拉揚的第六樂章，讓我們馬上聯想起理查．史特勞斯另一部代表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頭描述輝煌日出的樂段，也忍不住聯想起庫柏力克經典科幻片《二○○一太空漫遊》裡，用日出樂段配樂帶出的驚人太空景致，超現實地亮麗而偉大。
至於克勞斯的版本呢？在老舊錄音的雜聲干擾下，我們還是能清楚感受到那音樂裡的輕快，以及藉由輕快飄浮節奏帶來的輕浮效果，如果說卡拉揚的演奏一直朝外擴張，那克勞斯的音樂，就是一直飄起來、飄起來，沉不下去。
那輕浮的演奏，與厚重的曲式、巨大的音量，形成對比，更重要的，透顯出一股嘲諷的意味。這哪是在歌頌英雄的音樂？比較像是戲謔英雄，或揭露假英雄面具的表現吧！？
克勞斯會成為理查．史特勞斯專家，正因為他捕捉到了史特勞斯作品中特別的矛盾。《英雄的生涯》描述的，不是抽象的英雄精神，不是某個古遠的英雄典型，而是「一個英雄」生活的表露，那個英雄就是理查．史特勞斯自己。曲子分成六段，一段描寫英雄，一段描寫他的敵人，一段描寫他的伴侶，一段描寫他的戰場，一段選擇性回顧他曾經做過的《和平之日》，最後一段總結他的成就。可是既然「英雄」就是史特勞斯自己，那麼他的敵人，也就不會是什麼邪惡專權的國王，什麼被群眾痛恨、不惜發動革命去之而後快的對象，他的敵人，是批評他音樂作品的人。
蠻多人批評史特勞斯的，那個時代。在許多批評家眼中，史特勞斯像是個浪漫主義不小心遺留到現代的古董、化石。十九世紀早已過去，新時代新風光昂然樹立，理查．史特勞斯卻還在用舊語彙講舊事物。
史特勞斯將這些負面意見，刻畫成他的敵人，用他們認為「過時」的音樂，狠狠鞭打一番。接著用獨奏的小提琴代表與他並肩面對敵意世界的伴侶——他的妻子。不過在第三樂章的樂譜上，理查．史特勞斯加了很多不尋常的音樂註記，應該說，非音樂性的註記。有些地方，他要求「嘮叨」、「囉哩囉嗦」地演奏，有些地方他要人家表現「善變、討人厭」的感覺……。
克勞斯的指揮詮釋英雄的荒謬
克勞斯為什麼一度是史特勞斯最佳詮釋者？因為他看穿了史特勞斯堂皇音樂外在底下，藏著的瑣碎、滑稽。史特勞斯愛用音樂描寫英雄，然而他選擇的英雄，從泰爾到唐璜到查拉圖斯特拉再到他自己，都不是單純的英雄，也不是悲劇性的英雄，而是帶著些荒唐色彩的角色。
雖然史特勞斯的音樂結構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性格，他和華格納的關係密切，不過他的音樂裡卻有著一種浪漫主義沒有、不會有的現代色彩。他沒有辦法認真地浪漫，他只能裝得像模像樣在一個已經沒有了英雄的時代，假裝擺出英雄的姿態。
查拉圖斯特拉是尼采筆下「超人哲學」的代表，尼采藉他的口鋪陳了許多關於「超人」的想像，然而尼采在書中畢竟清楚描述了查拉圖斯特拉這個人，如何與世間格格不入，在一般人眼中，他非但不崇高不偉大，而且還看來畏葸可笑。史特勞斯以自己做主角的《英雄的生涯》，一旦以自己為中心，那概念中就帶了一股濃厚的荒謬，他擺出高高的姿態說：「你們應該崇拜我！」人們看到他那副樣子，又怎能不發笑呢？
克勞斯聽到了自己內心的笑聲，而且將笑聲送進了他指揮的樂曲中。克勞斯和史特勞斯基本上是同一個時代，現代主義洗禮下的現代人，他們內在有著時代變異帶來的空洞、犬儒。為了抗拒自己內在的空洞、犬儒，所以史特勞斯要寫「英雄」，因為洞悉了那空洞、犬儒的巨大力量，所以克勞斯將《英雄的生涯》的輕浮與矛盾凸顯了出來。
卡拉揚在沒有英雄的時代創造英雄的氣概
卡拉揚象徵的，是一個更新的時代。英雄已經離去很遠很遠，於是可以完全用想像，重建英雄崇拜的情緒。卡拉揚「假戲真做」，把史特拉斯矛盾的英雄意義，坐實成為真的英雄壯烈。卡拉揚把史特勞斯向上推，推成了貝多芬那個革命時代的人物，改造了他的音樂。
我們今天很難判斷孰是孰非，不過倒是很可以各取所需。從克勞斯那裡，我們可以現實地體會英雄一去不返的事實。在日益平板化、人與人近接互相懷疑的時代，別說英雄，就連裝得像英雄的人，都沒有了。任何想要假扮英雄的人，其骨子內在必然帶著唐突滑稽的荒謬。
我們也可以從卡拉揚那裡學到，沒有英雄的現實裡，如何藉由藝術的想像，不需英雄卻能保留英雄的風格與氣概。音樂不會讓英雄復活，更不會創造英雄來解救我們的世界，但音樂可以帶我們暫時離開輕浮、可笑的世界——只離開一下下也好，帶我們去瞥見，不在這個世界，高於世俗世界的閃現英雄靈光。
（本文摘自《發現理查．史特勞斯》一書，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十月下旬出版）
文字｜楊照 《新新聞》雜誌副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