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於劇場與電影兩種媒介,「我沒有什麼調適的問題」黃健瑋說。他直率地表示:「專業演員這件事在台灣還不成立。」但即便無法撼動整體產業「不把表演當專業工作」的態度,黃健瑋認為自己和其他同輩演員能做的,「就是演示一種表演格調,把一種表演的標準呈現出來,告訴別人:好演員,這裡也有。」
第一部電影作品《石碇的夏天》就抱回了一座最佳新人獎,近年持續活躍於劇場和電影,很多人以為演技沉穩老練的黃健瑋是六年級前段班,事實上,他卻不折不扣是個七年級生。
即將從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的他,早在大一就嶄露頭角,先是台灣藝人館的《狂藍》,接著是創作社的《無可奉告》。回頭轉戰校內的製作,從契訶夫到莎士比亞,你驚訝於他對經典舞台劇作角色的駕輕就熟時,他卻早就張開羽翼,飛進影像的演出世界。
背著攝影機演打鬥戲,超有成就感
遊走於劇場與電影兩種媒介,「我沒有什麼調適的問題」,黃健瑋從容中不失自信地說。
「因為接觸影像的時間,其實跟開始做劇場的時間差不多。」黃健瑋形容,自己當時就像一張白紙,剛考上戲劇系,卻還不清楚表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自己喜歡演戲,從中獲得很大樂趣,所以演完《狂藍》後,同為學長的戴立忍居中牽線,把他介紹給年紀差不多的導演鄭有傑認識,就這樣演出了他的新人獎之作《石碇的夏天》。
「那時候是硬把這個角色吃進去。什麼表演技巧都不懂,就是靠跟導演不斷討論,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後來,在學校學了更多表演技巧後,黃健瑋開始懂得掌握在舞台上和鏡頭前表演的訣竅和差別。
說差別,其實主要是溝通對象的差異。「無論劇場還是電影,事前跟角色、跟劇本工作的方式都差不多,但劇場是對所有的觀眾說話,而拍電影,你的說話對象是『攝影機』。攝影機就是觀眾,所以,要找到和攝影機親密相處的方式。」
說到和攝影機親密,黃健瑋舉了前不久拍攝《一年之初》的例子。那是一場打鬥戲,黃健瑋飾演的角色必須以一打十,而攝影師的設計,是讓他自己背著一台近二十公斤的攝影機,一鏡到底地「自拍」完成。「真的是搞死我了。攝影師Jack用一個支架固定在我身體前後,然後支架從身體左上方延伸出去掛攝影機,機器就這樣被我懸空撐著。同時還有嘴巴流血的鏡頭,要配合時間咬破血包。」黃健瑋從早上九點背著攝影機,直到下午重拍了四次才拍好,之後肌肉痠痛了好幾天,但也帶來了相當大的成就感。
自我期許:「把一種表演的標準呈現出來」
談到劇場演員在演出影像作品普遍會有的「過度表演」問題,黃健瑋認為自己反而不常遇到。「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在鏡頭前面表演更自在。你會清楚在鏡頭下用什麼部分演到幾分,甚至放掉對表演的計算,讓攝影師來捕捉他需要的畫面、情感就好。」這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二○○五年一整年,他都參與影片拍攝,因而更能精準地訓練自己在鏡頭下工作。
「結果這麼一來,我最近在排練如萍老師導演的《明天我們空中再見》時,反而有投射不平均的問題。」黃健瑋說,由於劇場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投射,儘管只是一個手勢的表現,觀眾看到的還是演員全身的姿態,而這一兩年的影視演出,卻讓他有時會出現「就只有局部表演而忽略其他部位」的情況,「這算是目前需要花比較多時間調整自己的」,他說。
拍影像作品,黃健瑋是以類似單打獨鬥的方式闖天下,靠著朋友介紹,以及作品的口碑,一部一部接著拍。「我不會主動爭取什麼機會,很簡單,你喜歡我的表演,就會來找我。」他也直率地分析自己觀察到的影視產業中演員的位置:「專業演員這件事在台灣還不成立。你的專業就是表演,你的表演就意味著會好看,這樣的身分還沒有獲得普遍認同。所以媒體會報導,某某明星為了演出不用替身、為了表演受傷,或是為了表演特殊角色做特殊練習,這樣的行為會被大書特書成『敬業』,可是,這不是作為演員最基本的要求嗎?」
也許無法撼動整體產業「不把表演當專業工作」的態度,黃健瑋認為自己和其他同輩演員能做的,「就是演示一種表演格調,把一種表演的標準呈現出來,告訴別人:好演員,這裡也有。」
演員必須養成超人般的意志力和勇氣!
至於對想涉足影視表演的人有什麼建議,黃健瑋搔了搔頭,給了一個非常另類的答案:「先去看《蝙蝠俠》吧!我覺得,當蝙蝠俠跟當演員很像;蝙蝠俠是所有超人中唯一只是普通人的,但他一樣要做超人做的事情。同時,他還要無時無刻地扮演。」他突兀地加了一句,「蝙蝠俠也會跌倒。」但你知道,他想說的其實是,當一個演員得面臨的那麼多挫敗,以及必須養成的,超人般的意志力和勇氣。
人物小檔案
▲1981年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曾獲臺北電影節最佳新人獎。
▲劇場演出作品:創作社《無可奉告》(傅裕惠導演)城市故事劇場《成人娛樂》、《犯罪天份》,台灣藝人館《狂藍》(陳培廣導演)、《藍色吧》(吳小分導演),密獵者劇團《床上的愛麗絲》(鴻鴻導演)。
▲電影作品:鄭有傑《一年之初》、《石碇的夏天》,戴立忍《台北晚九朝五》、《兩個夏天》,林書宇《海巡尖兵》,蘇照彬《詭絲》。電視作品:江豐宏《愛殺17》,王小棣《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