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女人在劇場裡做什麼？

在英語世界的中世紀，女人是不能出現在舞台上的，而何時何地女人開始進入劇場展現魅力？有一則趣聞如此流傳，十七世紀的英王查理二世在中場休息時等著戲繼續演，等了很久都還沒開始，他生氣問道：「為什麼要等這麼久？」旁人答：「因為皇后正在刮鬍子。」因為所有的角色都是由男人扮演，於是這位尊貴又握有大權的觀眾查理二世，沒耐心地便說：「讓女人來演！」

只要是女人碰上的事，都能寫成劇本搬上舞台

但女人初登台，並沒有什麼好日子，因為復辟時代最受歡迎的場面，通常是「女人被強暴之後」，觀眾樂於親眼看到衣衫不整、楚楚可憐的女體。今日女人對「被注視」等偷窺心態的關注，或許從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也說不定，尤其經過一九六○年代女性主義以及學生運動等等影響，女人為了抵抗過去歷史中的委屈，可說是奮勇向前、鞠躬盡瘁。女人劇場團（The Women’s Theatre Group）、女人怪物兵團（Monstrous Regiment）、開襠褲（Split Britches）等一連串著名劇團成立，可以從團名就知道她們努力的方向，從同工同酬、色情書刊、同性戀、婚姻、托嬰、職場競爭、甚至國家認同…凡是當今女人生活上會碰到的事，全可以寫進劇本、搬上舞台。

舉例言之，在八○年代英國，最常被提及的劇本之一應該是凱洛．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的《頂尖女孩》Top Girls（1982），它不僅超寫實地讓不同時代的女人齊聚一堂，也藉此呈現了女人被歷史、小說甚至繪畫描繪的種種矛盾。因此當我們看到劇本中現代女性瑪麗蓮其實是踩著同事、犧牲鄉下姐姐獲得事業成功，我們會感到難過，因為我們無法認同瑪麗蓮的做法，可是同時又了解到女人發揮才能的機會是如此稀少。此外，夏洛蒂．凱托利（Charlotte Keatley）的《我媽說我永遠不應該》My Mother Said I Never Should（1988）透過四代女人的關係，簡單的場景轉換，看盡了英國社會從世界大戰到今日的改變。克萊兒．邁因泰爾（Clare McIntyre）的《低度緊張》Low Level Panic（1988）則將年輕女孩之間談話轉變成如詩般台詞，年輕女性與男性的關係、情慾、不安全感在一種幽默的氛圍中發散。

還有，《藍魚灣的夏天》Last Summer at Bluefish Cove（1980），珍．錢柏斯（Jane Chambers）藉由一群女人與癌症朋友的度假，溫暖呈現友誼、相聚、信任、愛，這些普世皆感動的故事，被稱做是美國女同性戀劇本的里程碑。給自己取了非洲名字的美國黑人女作家香給（Ntozake Shange），以《給那些曾想自殺的有色女孩，當彩虹已經夠了》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 When the Rainbow Is Enuf（1975）獲得東尼獎，則是史上首次黑人女性被辨識，也形成了黑人女性特有音樂詩串般的劇場美學。

以上劇本可說是開啟了女人舞台世界的大門，幾乎每個劇本都沒有任何男性演員出現在舞台上，男性成了背影。當然也因為有些創作者將焦點完全放在情慾解放上，受到「走出廚房，進入臥室」之諷，但她們的確為女性在舞台上的自主權掙出一個空間。這些至今仍受歡迎的劇本，標示了女人也可以擁有轟轟烈烈的生命，如果想要，自己哪天也可以走出自己一片天。雖然當今的女人不一定只把力氣專注在爭取自主、女工權益或是性解放，但今日劇場可以接受集體創作來談生命經驗，演出場地可以遍及工廠和監獄，這些女性劇團開創先鋒且推波助瀾之功不可沒。

劇場裡開花結果，處處女人生機盎然

九○年代之後，女人在劇場的成功經歷像剝開的豆莢一般開始四散，從導演、演員、幕後設計、劇院的實際經營，到領導經典大團，都更添加跳動新的風貌和質地，如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二○○四年新總監黑悟德（Vikki Heywood）正引領約合新台幣六十億的劇團場地重整計畫。有趣的是，她認為自己向來最成功之處，不是我們一般聽到的票房屢創佳績，而是她為劇院添加了新的社群氛圍，營造更自在的氣氛，吸引更多人在不同時刻來到劇院。這與傳統不同的工作關注導向，也可以在年方廿七歲的克若克內兒（Carrie Cracknell）與阿布拉哈密（Natalie Abrahami）身上看到，她們以合作的方式成功申請倫敦大門劇院（The Gate）藝術總監的位置，進而證明了兩人不同專長互補長短的好處，「這在男人文化中不可能發生」她們說。

因此縱使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到致力女性劇本創作的帕斯咖（Julia Pascal），成為第一位英國國家劇院的女導演，或者演員費歐娜．蕭（Fiona Shaw）與老搭擋黛博拉．華納（Deborah Warner）在莎劇及經典作品如貝克特《快樂時光》Happy Days大放異彩，這些並不表示女人們已經滿意現狀，重回傳統懷抱，而是因為女人們開始在男人的土地上種花，深植樹木。我們雖不能忽略女性在許多社會結構上仍是被壓抑歧視，但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當今活躍的女性劇場工作者，是十分生機盎然的。

例如，以改編經典文學作品而揚名的「經驗分享」（Shared Experience）劇團，從《印度之旅》到《簡愛》，在女導演悌兒（Polly Teale）與編劇的合作下，使用的非線性敘述、集體創作討論，舞台上現實、虛幻、人物、時空交錯，無一不是之前女性劇場實踐的累積，且獲得劇評與票房的一致擁護。方才提到的凱洛．邱琪兒還以基因複製為主題來探討父子關係，在二○○四年上演了A Number；女人劇場團也以「司芬克斯」（Sphinx）再度出發，與男導演和男演員一同持續創作新戲。還有最近的另一個例子是，英國國家劇院二○○七年邀約女導演密契兒（Katie Mitchell）製作時，她的選擇是描寫戰爭的古典悲劇《特洛伊女人》，並將場景設定在當代，因為這是最有力地表達她和世界關係的方式。

非英語世界裡，女人用劇場讓人看到世界的破碎

此外，地球上還有存在著更繁複多樣的「非英語世界」，這兒女人所展示的演出更是令人目不暇給。日本的寶塚、印度回教世界純為女人而做的演出、台灣的歌仔戲、或者離散到西方城市的第三世界女人，都以不同的路徑和扮演，鮮活地告訴我們劇場的多樣與驚奇。如果，那些西方國家的女性創作者作品，讓我們看到歷史上男性觀點的不足，這些非英語世界的女人的關懷讓我們看到這世界遠比我們所想得更破碎。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女人在劇場所關心的事，永遠不會是頌揚父權體制的完整無缺，而是更深層生命的挖掘，更豐沛多樣的製造。況且，女人不會讓任何觀眾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