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歐洲樂壇的天空，這幾年震蕩不斷：繼奧匈作曲家李給悌（György Ligeti，1923-2006）、德國作曲家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辭世後，今年的九月十八日又一巨石殞落：德籍阿根廷作曲大師卡蓋爾（Mauricio Kagel，1931-2008）在長年的疾病侵擾中告別人世。這三位作曲家，與目前仍在世的法國作曲家布列茲（Pierre Boulez），一同在五○年代，將二次戰後歐洲的音樂藝術，帶進了洶湧澎湃的浪潮。

被容許大笑聆聽的音樂

絕大部分作曲家希望觀眾是用嚴肅的態度來聆聽他們崇高的創作，很少在所謂的嚴肅音樂作品中，觀眾是被容許大笑的。卡蓋爾的作品，卻總是充滿著他的幽默感，而這幽默感的觸動，卻是來自作曲家經由表演藝術所展現的人文情懷及社會批判。在觀眾的笑聲背後，隱藏著卡蓋爾對現實生活及生命現象的質疑與探索。

在《領袖》Der Tribun（1979）這部作品中，一位政治演說家練習他即將發表的講稿。蠱惑人心的言辭，自大的語氣及不時插入的軍隊進行曲音樂，充分地表達了在位者的權力佔有慾。利用設計好的間斷休息與語彙，使整個曲子呈現了「練習曲」的風格及矯媃造作的詼諧感！

在《聲籟》Phonophonie（1963）這部音樂作品中，卡蓋爾利用前後舞台聲響的差異性及特殊發聲物體的聲音來模彷人聲的變形，並利用各種奇特的發聲技巧來描寫一個中年歌唱家逐漸失聲的悲涼心境：

音樂是馬戲團、特技表演、默劇、布偶、演藝；

音樂是劇情、舞臺道具、服裝、面具、顏色、燈光；

音樂是聲響、噪音、文字、靜音；

音樂是劇場！

跨界經驗豐富，創作喜用多媒材

很難想像這位多次獲頒獎項的作曲家，在他年輕求學時代是被拒於音樂院門外的！卡蓋爾年輕時代的鋼琴老師Vincenzo Scaramuzza（他也是鋼琴家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的老師），看出卡蓋爾對周遭事物好奇與質疑的天性，便把他所收藏荀白克的《室內交響曲》Kammersymfonie, op 9給了當時只有十三歲的卡蓋爾。這是卡蓋爾生命中的新發現：「有舒曼般的寫作技術，但聽起來卻不像舒曼！」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主修哲學和英國文學，在校外卻成為當地前衛音樂團體Agrupación Nueva Música 的藝術指導，並開始嘗試音樂創作的卡蓋爾，協助成立當時的阿根庭電影協會，並為其寫作音樂及發表影評。一九五五年，他更成為Teatro Colón的室內合唱團指揮及電影與攝影雜誌Journal nueva vision的編輯。對於有豐富跨領域實務經驗的卡蓋爾，在他日後創作超過二百件的作品當中，不難理解，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以多媒材的手法呈現他的藝術哲觀。

《節拍器51》MM51（1976）是一部以德國表現主義派導演穆瑙（Murnau）在一九二二年所拍攝的默片《吸血鬼》Nosferatu為腳本的鋼琴作品。全曲使用了一個會自動傾斜的節拍器，慢速的嘀噠聲（節拍器速度51），鬼魅低沉的鋼琴聲，配上鋼琴家在曲終前的狂笑，觀眾最終被帶入了恐怖片《吸血鬼》的最高點！

《劇情》Szenario（1981/82），絃樂團細柔的旋律線條和狗兒奄奄一息的哀叫聲交織成一幅凄美怪誕的音畫，而布幕上播放的就是布紐爾（Bunuel）和達利（Dalí）兩位超現實主義大師的於一九二八年合拍的經典作品《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

關注舞台表演萬象，與觀眾內在互動

一九五七年卡蓋爾獲得「德意志學術交流協會」（DAAD）的獎學金來到了德國科隆（Cologne），德國戰後發展前衛音樂的新興重鎮。除了在當時設備最先進的西德廣播公司電子音樂研究室從事電子音樂的研究和創作外，也和西德廣播公司合作，製作廣播劇（radio play）及影片。藝術視野開闊的卡蓋爾，不隨當時的主流派（序列音樂）逐流，拒絕像當時絕大部分的作曲家只專注於音樂演算邏輯的發明及理論強辯的遊戲。卡蓋爾用他敏感的心靈，去發掘表演舞台的萬象以及與聽眾內在的互動。

「身為一個作曲家，我認為只要懂得如何將所使用的素材組織在一起（com-pose），便可將『可發聲』，或『不可發聲』的物體作為創作素材運用。」卡蓋爾如此說。

卡蓋爾一九六○年完成的《在舞台上》Sur scène，突破了一般音樂會「聽而不見」的傳統形式，使用一位演說家，一位默劇演員、一位聲樂家以及三位器樂演奏家，正式將視覺元素運用在音樂會作品中。在這個作品中，所有表演者的肢體動作、面部表情、舞台走位、台詞、歌聲一直到樂器演奏指示，都以文字譜清清楚楚地標明。舞台上任何一個聲響，任何一個面部表情或眼神，都巧奪天功地結合為一體。觀眾也經由視覺的刺激而開啟了新的聽覺經驗。卡蓋爾的「器樂音樂劇場」也焉然誕生！「器樂音樂劇場」的基本概念是表演者皆為音樂演奏者，除了聲音時間藝術的呈現外，還加上演奏者本身肢體動作在視覺空間藝術中的延展。

在《絃樂四重奏Ｉ／II》String Quartet I/II（1967）中，穿上雨鞋的提琴家，眼睛凶狠地互瞪著，在中提琴急奏一連串快速音群的同時，第二小提琴起身走到舞台中央……在《國家劇院》Staatstheater（1970）中，卡蓋爾顛覆了傳統歌劇的概念，使用了一些不正規的器物當作樂器（煙灰缸、嬰兒玩具、罐子、任意的吹管樂器、車胎、瓶子、肩夾帶、西班牙吉他……），獨唱合唱的角色互換、抽象弔詭的劇情、破碎的音樂片段……這部作品的首演因為收到法西斯支持者的恐嚇信而必須在警察武力的保護下進行！卡蓋爾將六○年代生活與藝術不分的FLUXUS藝術觀念帶進了高貴的藝術殿堂中：他那自小好奇與質疑的天性，高度深沉的人文情懷及銳利社會批判，統統藉由他的創作表達無遺。

如同丑角般，用實驗的聲音訴說理想

八○年代後，卡蓋爾的音樂雖然回歸到較保守的曲風，但是劇場特性仍然保持著：為室內樂團創作的《結局》Finale（1981），樂團指揮必須在結尾部，樂曲還未結束前突然昏倒假死。為沙龍管絃樂團創作的組曲《羅盤》windrose（1988/94），利用沙龍管絃樂特殊的樂器聲響營造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地域的音樂文化氛圍，並配上不同的燈光顏色來感受地理氣候的變化。

許多人認為卡蓋爾的音樂劇場已經走到了一個死胡同。他好像是一個小丑，一直變一些人們不感興趣的把戲。然而在歷史洪流不停的衝擊考驗下，他一直朝著這條不歸路上挺進，從不間斷。他如同丑角般，用最實驗性、挑戰性、富有幽默感的聲音和表演，訴說他的理想。他給嚴肅音樂殿堂的愛樂者帶來過無數的歡笑聲與感動。這股現代音樂藝術表演的清流將永遠存在愛樂者的心中。讓我們向這位不歸路上偉大的丑角獻上由衷的感恩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