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德國浪漫時期的代表作曲家之一，舒曼敏感詩意的靈魂，自然貫注在他的音樂創作中，而他與鋼琴家妻子克拉拉的愛情故事，更是造就他人生與事業的關鍵。今年適逢舒曼二百週年冥誕，藉此機會，也讓我們從各個角度，進入舒曼的藝術生命……。
羅伯．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於兩百年前的六月八日，出生在德國與捷克邊界不遠的小鎮次維考（Zwickau）（註1），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德國浪漫時期（註2）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音樂中豐富的「詩意」內涵，不只在藝術歌曲中呈現，更是後人解讀其鋼琴作品或交響曲最重要的核心元素。除了是作曲家，舒曼同時亦身兼多職，從少年到晚年，他曾經是鋼琴演奏家、《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創始發行人與編輯（1834-1844）、也受孟德爾頌邀請擔任萊比錫音樂院教師（1843）（註3），為的是能有更穩定的收入、隨後可能是顧慮健康因素，舉家遷移至德勒斯登，然後轉任德勒斯登合唱指揮（1844）、最後接受了杜塞朵夫管絃樂團音樂總監（1850-1853）一職。觀察舒曼不同身分的轉換與搬遷於各大城市的實例中，我們看到十九世紀前半葉，一位音樂家在生活與理想間所做的奮鬥與妥協；接下來我們將從他諸多生命過程與工作歷練關聯裡，進一步認識舒曼作為一位作曲家的一生。
愛妻協助 穩健邁開作曲步伐
早年舒曼全力專注於鋼琴作品，將近十年的時間（1829-1839）只為鋼琴創作，直到屆齡三十才嘗試發表藝術歌曲，當時這位沉浸於愛河中的浪漫戀人，曾在給未婚妻克拉拉（1819-1896）的信中寫到：「這是我首次公開的歌曲，所以不要太挑剔。我作這些曲子的時候，只想到妳，妳的眼睛、妳這個浪漫的女孩，到處都是妳的影子，我常想一個人要不是有一位這樣的新娘，絕對無法做出這樣的音樂。」（註4）經過一番家庭革命的波折，甚至委託法院訴裁，兩人終能共結連理，有了愛情滋潤更激發舒曼旺盛創作力，光是一八四○年就出版了為數眾多的藝術歌曲集。從早年家庭互動及私人生活的書信與日記中，透露出舒曼不僅與克拉拉是音樂與文學上，共同成長的知性伴侶，亦如同一般夫妻一樣，得共同面對生活的瑣碎，同心為前景打拼，其中不免也出現婚姻角色扮演與期待落差上的衝突，即使舒曼相當享受恬淡溫馨的家庭生活，相對之下卻也壓抑了一位卓越妻子發展其音樂造詣的空間，而克拉拉這位堅毅的女性卻不曾猶豫，一心支持協助丈夫的創作。
一八四一年第一首交響曲《春天》問世，舒曼得以跨入一個較大格局且多元配器的管絃樂曲，同期也著手第四號交響曲第一版本的草稿（註5），不可否認這個突破，不只讓舒曼足以證明自己名副其實的作曲家頭銜，更實質地增進這對年輕夫妻的收入與地位，但據史料證明，這首快速完成的交響曲，並沒有在萊比錫首演大放異彩，反倒是婚後第一次回出生地公開演出的妻子，搶走更多萊比錫樂界高度矚目（註6），而舒曼的管弦樂作品則在日後才漸漸受到重視與肯定。以今天研究觀點來看，舒曼處理管絃樂配器的手法，比起白遼士與華格納來是不爭的弱點，儘管這個事實對使用改良樂器的現代樂團而言，稍能減輕其聲響上的缺陷，但這仍顯示了舒曼面臨創作上最根本的考驗與挑戰。
觸角多元 創作豐富
一八四二年堪稱是舒曼的「室內樂之年」（註7），或許正是這樣一步步有計畫、系統性地處理不同樂種，在一定完整的時間內，精進於對不同器樂的認識與掌握，因此這一年就有多首絃樂四重奏，鋼琴與器樂重奏等問世。這些室內樂作品的鋼琴部分自然由克拉拉擔任首演，這位愛護丈夫聲譽的少妻，不僅僅扮演演奏家與詮釋者身分，更在往後積極成為捍衛舒曼作品的最佳代言人，讓不擅交際溝通的舒曼有強力後盾。克拉拉全力支持丈夫的表現，在德勒斯登首演的神劇《樂園與謫仙》Das Paradies und die Peri（1843）時同樣可見，演前克拉拉擔綱整理鋼琴縮譜工作，好讓丈夫專心準備生平第一次指揮自己作品的大任，不負眾望所歸，神劇不只成功推出，也受到決裂多時的岳父大人維克（Friedrich Wieck，1785-1873）最誠摯的讚美，並稍稍化解家庭間的不愉快。
一八四四年，舒曼為能更全神貫注創作，不得不暫時放下已具國際聲望的寫作與評論工作，交出他一手創辦的《新音樂雜誌》編輯事業，並同時在精神與身體病痛煎熬下，堅毅走出作曲危機，從低潮中逐漸邁向另一創作高峰，隔年即出版了第二號交響曲。這段灰暗的沉潛期，其實也奠定一八四七年接下來，數部大作紮實的根基，像是給合唱團與管絃樂團的標題音樂作品《曼弗列》Manfred（1848）、歌劇《潔諾維瓦》Genoveva（1850），和給聲樂獨唱與管弦樂團的《浮士德》Faust（1853），這些不同樂種的嘗試，證明即使長期深受精神衰弱所苦的舒曼，仍在作曲事業上展現過人的旺盛企圖。
在鋼琴、交響曲、室內樂、協奏曲、藝術歌曲、合唱作品之外，或許很多人並不清楚舒曼留下了唯一一齣歌劇《潔諾維瓦》。這部鮮少被搬演，也少為人知的四幕德國浪漫歌劇，在音樂部分之外，更由舒曼自行寫作劇本（註8），以浪漫文豪提克已有的文學文本為依歸，嘗試以作曲家角度整合音樂與戲劇。其內容在講述中古八世紀史特拉斯堡（Straßburg）萊茵公爵齊格菲（Siegfried）出征後，將髮妻潔諾維瓦託付給臣子古駱（Golo），古駱卻因得不到他暗戀已久的夫人的心，而展開復仇誣陷公爵夫人的故事；劇終公爵在巫師點醒下，救回因小人之計而被誤審罪行的愛妻，並於主教前舉行兩人的第二次婚禮，最終以喜劇收場。以評論角度來說，舒曼始終無法突破一直以來在大型器樂樂種創作上的局限，在文字處理與音樂配合上亦受極大爭議與批判，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少被演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這部作品也見證舒曼夫婦間真摯的情感，早在開始進行這部歌劇構思之前，舒曼在給他依賴的妻子信中，已殷切明白地表示：「我想把第一部歌劇獻給妳。」（註9）
困於躁鬱 仍堅持創作
從鋼琴作品一步步走向龐大編制的聲樂與管絃作品，這樣有系統性的計畫創作，不得不讓人欽佩這位音樂家艱辛開創出的傑出成就，可惜這位極為敏感的藝術家常年受精神疾病所苦，因過大的精神負擔，得於一八五三年辭去杜塞朵夫管絃樂團音樂總監一職，令人遺憾他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甚至得住院治療，但這一切並不曾真正讓他放棄創作，即使經歷了與家人及音樂圈友人的長期隔離，亦不斷在創作中尋找自我，從晚期給單獨器樂如小提琴等的小品中，可以看到他仍不氣餒地，盡力尋找回年少時的創作泉源（請參考作品號碼三的《帕格尼尼練習曲》Paganini-Studie）。在難以以自身力量走出深陷強烈沮喪絕望感的循環中，他試圖結束生命，這段自殺未遂的過程不僅造成極大的痛苦，也為家人帶來無法抹滅的陰影與恐懼，最終這位享譽尊崇的作曲家因躁鬱失調，病逝於波昂附近的療養院中。
註：
1. 1971年次維考成立了「舒曼紀念館」（Rober-Schumann-Haus），其內陳列舒曼家族成員使用過的樂器、珍貴的書信、樂譜等原稿史料；如今亦是舒曼研究中心所在，協助學者致力舒曼全集和書信、樂譜的校正與編輯。「舒曼紀念館」網頁http://www.schumannzwickau.de其網站亦隨時更新不同的特展與比賽。
2. 當代德國文學學者將「浪漫」這個專有名詞，定義為1790到1850年間的文學運動，早期代表性作家包括提克（Ludwig Tieck，1773-1853）等人，企圖脫離十八世紀以來古希臘、羅馬美學的桎梏，其後「浪漫」一詞也被延用至藝術史及音樂史的論述中。
3. 萊比錫音樂院乃是德國第一所現代化的音樂專門教育機構，1843年由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ohn Bartholdy，1809-1847）創立。
4. 南西‧瑞區著，《克拉拉之死》，陳秋萍／游淑峰譯，台北：高談文化，2000年，p.125。本文中書信引言翻譯皆出自此專書，之後參考文獻出處僅簡列頁數。
5. 正式完稿與修訂延宕至1851年，因其完成時間先後而被稱作第四號交響曲。
6. 當時音樂會曲目安排經常混合管弦樂作品與獨奏樂曲穿插演出，對照今天音樂會通常一晚聚焦於管絃作品或單一是獨奏會的形式，是二十世紀才有的模式。
7. 《克拉拉之死》，p.147。
8. 原先是舒曼委託朋友羅伯．藍乃克（Robert Reinick，1805-1852）寫劇本，其劇本主要以提克的著作《聖女潔諾維瓦的生與死》Leben und Tod der heiligen Genoveva（1799）與賀伯（Friedrich Hebbel，1813-1863）的悲劇《潔諾維瓦》為參考來源，但這原始版本僅留下約二百行詩，例如結束前的大和解正是舒曼自行修訂增補進去的新版本。
9. 《克拉拉之死》，p.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