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新作是當代戲劇的重要課題。一方面經典與時俱進，需要時代的重新詮釋，另一方面經典的深度和闊度常能激發當代創作者的靈感，啟動對話的野心。對觀眾來說，耳熟能詳的劇目更像骨董貨精品，是某種品質保證。於今是否忠於原著已不是議題，能不能超越原著才是重點。
德國獨一無二劇團《米．蒂．亞》
3/26～28 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哈姆雷特》
3/26～28 台北國家戲劇院
觀眾進場時，「她」已經在場踱步，簡單幾件二十世紀中期的家具，點出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的時代與十分熟悉的中產階級家庭場景；一個高個子的金髮女人，穿著職業婦女的黑色套裝，時而衩開雙腿回眸，顯出這是她的場域不容外人進犯。這是今年台灣國際藝術節的節目之一——德國獨一無二劇團（Theater Unikate）《米．蒂．亞》M.E.D.E.A.的開場。
「她」是米蒂亞，可也不是米蒂亞。開始時娓娓道出的故事，正是當代中產階級夫妻（或形同夫妻）之間常見的背叛與外遇事件，說到最心痛處，「她」驟下結語：這就是現代所謂的悲劇了。
《米．蒂．亞》裸裎了這層經典和改編之間的關係
由此繼續發展下去，大可成為一齣「好看」的通俗戲，可這不是此劇的企圖。導演兼主演吉拉．克萊曼（Gilla Cremer）繼而戴上假髮，一變為三千年前的超級知名棄婦——米蒂亞，希臘戲劇家優里匹底斯（Euripides）筆下的超級棄婦，她報復負心漢的手段駭人聽聞——謀殺情敵一家，再殺死自己親身所出的孩子，讓負心漢痛悔終生。與大多數希臘悲劇「命運」、「天理」的命題不同，《米蒂亞》的衝突源於個人無法抑遏的愛恨嗔癡憤、受傷的自我，與現代劇的命題驚人相似。但豈《米蒂亞》可以完全套上現代服裝、現代場景，照樣搬演而不失原味？吉拉．克萊曼詰問著，作為觀眾的我們也問著。
《米．蒂．亞》將古典米蒂亞的獨白一截一截切開，比對剖析現代女人的內心世界；但在我看來最堪玩味的並非《米蒂亞》與現代的適應性，反在必須戴上假髮或脫下假髮的斷裂處；利用小劇場的私語特質，《米．蒂．亞》裸裎了這層經典和改編之間的關係。
人類是否有超越自己所出生的時代和環境去理解他者的能力？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否則我們不會為素不相識的人落淚，也無需要閱讀歷史、故事、新聞，設法關切遙遠的時空發生何事。人類確實渴望獲得此時此地以外的經驗，去發現更為普遍的真理。
然而又沒有人可真正擺脫自身所從出，去想，去看，去述說，如同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過：“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戲劇經典重演都可視為重新創作。有時承認己身的位置與限囿，是一種誠實；至少比起將偏見當全知，粗率地闡釋他者；有時是一種狡猾，先認罪，別人便無法再據此指控。
《哈姆雷特》以現代人姿態演繹現代人的議題
台灣國際藝術節另一邀請節目——同樣是來自德國的柏林列寧廣場劇院《哈姆雷特》帶來另一種精采借鑑。哈姆雷特從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中走出來，穿著白襯衫黑西裝褲，說著“sein oder nicht sein”的哈姆雷特——不似莎士比亞尚且託言丹麥，導演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全不假古人，以現代人的姿態，演繹現代人的議題。
擅長以激烈的肢體語言、大膽台詞、重金屬搖滾樂以展現戲劇張力及情緒的歐斯特麥耶，順勢讓哈姆雷特成為獨身以抗主流價值的異議分子——任何時代都有異議分子，他們所言所行於自己是義正辭嚴，然在大多數人看來難以理解，更有人本能地憤恨有人破壞「和諧」——唯我獨醒的痛苦給了哈姆雷特癲狂的藉口，而癲狂成了莎翁式大塊瑰麗語言絕佳的溫床。他狂野、固執、瘋話連篇，有時過度敏感，有時頹廢自棄，有時又連連舉止失控。
舞台鋪滿深逾數尺的黑泥，父親的棺木新埋其中。從後滑軌推出雪亮如燈箱的美麗舞台，白淨長餐桌上是新人的歡宴。整體視覺十分強烈簡潔，現代風格，不拖泥帶水。但真正優點還不在於酷炫，而是與劇作精神的呼應。死亡與性慾形成強烈對比，暗示著這一場踐踏在舊人墳土上的歡慾之舞。另一道滑軌裝置著自上向下垂吊的白色線廉，一面創造風動感，一面提供多媒體投影，同步攝錄人們荒謬假笑的臉孔，哈姆雷特王子源源洶湧的激憤有如黑土般燎原開來。
縱使《哈姆雷特》揮灑的強烈情緒澆濕了黑土，撕碎了餐台，食物的汁液和體液齊飛汙穢了舞台，似乎除了一死找不到出口。但歐斯特麥耶對現代劇場元素精湛地運用，以及對原劇作精神的忠實掌握，仍不失為一場精采的演繹。
當代戲劇的重要課題
經典新作是當代戲劇的重要課題。一方面經典與時俱進，需要時代的重新詮釋，另一方面經典的深度和闊度常能激發當代創作者的靈感，啟動對話的野心。對觀眾來說，耳熟能詳的劇目更像骨董和精品，是某種品質保證。於今是否忠於原著已不是議題，能不能超越原著才是重點。有些改編確實為了挖掘經典的新意涵而改編，有些創作僅是借用來澆自己胸中塊壘，就像邀請名流來剪綵代言一樣。偏讀的高下，成為美學問題，似乎也就成了小眾的問題。在缺乏主流美學標準的今日，直白翻譯就是見仁見智，而在媒體世界，往往是行銷辭彙取代了真正的討論和審鑑。
據說歐斯特麥耶的《哈姆雷特》在德國演出時，給觀眾的厚厚節目冊彷彿一本《哈姆雷特》論文分析錄，多少反映德國人對經典重現的態度。今天從這一大一小兩部劇場作品，也可看到編導在現代接壤古典上，至少提出自身位置的坦率。在文化多元資訊紛呈的台灣，借重國內外經典劇目重做或改編，肯定不可避免，前有人做後有人繼續。只是我們對搬演經典或改編的態度是什麼，似乎尚缺嚴肅的討論與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