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兩齣戲，同一個舞台，同一批演員，就像同一棟房屋在不同時期充作不同用途，以及同樣的人物在不同境遇下，卻會發展成不同的角色。這樣的「一台雙戲」實驗，在台灣劇場可能不是第一次，但絕對是極為少數的非常態。一手策劃黑眼睛跨劇團「換屋計畫」的鴻鴻說，同時搬演兩齣戲雖然辛苦，但反而從中激發了原本只做一齣不會發現的靈光，而靈光公平發散兩齣戲之間，提供新的觀看劇場方式，也揭穿了某種表演現實。

卡里耶爾與鴻鴻  劇本「同台」交鋒

「換屋計畫」的兩檔戲包括法國劇作家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ere）的《白馬將來的那天》La Terrasse，以及鴻鴻甫獲臺北文學獎的新作《自由的幻影》。之所以會想一次演兩齣，鴻鴻表示，因為兩齣都有非導不可的急迫性，「《自由的幻影》講台灣社會，有時效限制，但自己導自己寫的劇本有局限，也有點沒勁，《白馬將來的那天》剛好是我想做很久的劇本，內容也能互通。」

鴻鴻說，他原本屬意德國劇作家魯茲．胡伯納（Lutz Hubner）的《公司感謝您》Die Firma dankt，但該劇跟台灣文化隔閡稍深使人卻步，考慮轉譯的問題，鴻鴻轉向他一直十分喜愛的卡里耶爾。「卡里耶爾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歡也持續關注的創作者。他在法國很少發表原創的舞台劇本，但每個作品都好看得不得了。」

《白馬要來的那天》的法文劇名意思是「陽台」，場景是一個即將要易主的屋子，演員輪流進場，可能是主也可能是客，故事描述主人一覺醒來，發現妻子正要離家出走，投奔情人懷抱。同時，仲介也開始帶人來看房子。看房子的人來來往往，有人開始在這裡辦公、煮飯、睡午覺、甚至做按摩。全劇藉著喜劇形式，把婚姻、愛情、與現代生活的荒謬，表達得出人意表。

《自由的幻影》則是他暌違已久，從劇作家劇場出發、自編自導的作品。「我前年去柏林看了很多博物館，圍牆倒塌前的東德生活樣貌博物館、二戰、屠殺或情總博物館。我覺得他們很認真在面對歷史，但回到台灣，我教的學生連白色恐怖原因為何？真正受害者是誰？跟二二八有何不同？台派、左派的差異，他們好像通通不知道，他們從小教育裡就沒有這一塊。」

回國後，鴻鴻開始發想劇本，從戒嚴開始到當前台灣社經狀況，包括文化界的生態、政府和民間關係、社會被媒體操縱的現象甚至都更都有入戲，每個人都有不同觀點、不同詮釋，甚至都更都有入戲。從戒嚴到當前我們以為的自由台灣，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這塊土地？

當然，沒有人喜歡在劇場聽人說教，鴻鴻說：「所以我用推理劇的形式包裝，每個人物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所有事，但後面的情況又推翻前面的假設，新的解釋帶來新的謎題，被推翻的現實到後面又會復活，事情愈來愈不對勁。」

同批演員演雙戲  限制多自由也多

雖然兩個劇本品種相差甚遠，討論的面向也完全不同，但內在都醞釀著強烈不安，隨時都會崩裂扯毀的不確定感蔓延台上，成了兩齣戲的關鍵鏈結。鴻鴻強調，把兩齣戲搭起來會有另外一層意義，揭露了「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得很自由，但其實只是幻覺」的台灣當下處境。

場上總共有七位演員，彼此影響表演質量也是排練最過癮的部分。「我們總共排了三個月左右，一週四個時段，每個時段幾乎都要全員到齊，算是排得很密集。」鴻鴻認為《白馬將來的那天》尤其難排，戲長超過兩小時，幾乎是《自由的幻影》兩倍。卡里耶爾寫作的細節繁複缺一不可，所以他不打算刪改，希望可以完整呈現其中細膩轉折。「我畢竟是其中一齣的劇作家，除了盡量服務劇作家的創作意念之外，同時要把自己放掉，探測劇本還有什麼可能。」

「演員要演兩齣戲、背兩齣戲的台詞，所以我在分配角色時，也考量了比重問題。」鴻鴻喜歡跟演員工作，讓演員帶著角色、帶著戲走。「和演員討論，分析角色和劇本，一起找出兩個戲可以串聯的細膩之處。可能某位演員的型只符合其中一齣戲，但因為我們挖掘出他的不同面向，反而另一齣的角色朝他湊過來，合成新的樣子」。一台雙戲，對演員，對設計，甚至對導演來說，都是挑戰，然而鴻鴻表示，限制愈多，反而更有自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