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本」在香港的發展，一是從翻譯劇得到啟發並汲取養分，從而定下框架，二是香港原本的另類劇場傳統，如進念．二十面體以降的多樣劇場形式，為「新文本」的著陸鋪好了土壤。作為「新文本」香港推手的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主導者陳炳釗可能是第一個有意識地把「新文本」的影響導入其個人創作者，後來更成立「新文本工作室」，催生了馮程程、甄拔濤、潘詩韻、鄧正健、俞若玫等人的新文本創作。
要了解「新文本」在香港的接收狀況，可從兩條線索入手。一是翻譯劇，二○○六年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上演莎拉．肯恩的《渴求》Crave和《4.48精神異常》，可能是香港第一個新文本劇作演出。當時「新文本」這一概念尚未形成，但肯恩的震撼卻為「新文本」在香港的扎根埋下了種子，在往後的翻譯引介裡，前進進漸有意識地透過譯介和生產論述兩方面，試圖建構一種跟翻譯莎劇或東尼獎劇作截然迥異的翻譯劇類型。他們從英國的「直面劇場」和「新書寫」（New Writing），及轉口自台灣的當代德國劇作家中攝取養分，為「新文本」設下框架：對當代議題的關注，強調文本在戲劇上的中心地位，卻銳意擺脫以「戲劇」（drama）為基礎的戲劇構作方式等。而文本中所使用如敘事體、去角色化、去情景化等策略，更是對觀眾經驗劇場的慣性作出挑戰。
線索二是香港另類劇場的傳統。自一九八○年代進念．二十面體成立以來，非「話劇」的劇場表演方式已發展成紛陳斑駁的香港「另類劇場」，但文本的原創性始終是較弱的一環，這些創作多視文本為形式探索的載體，而除了潘惠森等極少數例子外，多年來香港始終缺乏在劇場文本上進行顛覆實驗的視野。這可視為歐美「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sches Theater）的本土延伸，也為「新文本」的著陸香港鋪好了合適土壤：當表演形式的多樣性日趨成熟，渴求原創文本的呼聲亦愈見明朗。
「前進進」致力推動「新文本」
前進進的陳炳釗可能是第一個有意識地把「新文本」的影響導入其個人創作的人。二○○八年，「消費時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曲《哈奈馬仙》上演，此劇改編自海納．穆勒的《哈姆雷特機器》Hamletmachine，已清楚顯示陳炳釗的創作意識漸從個人的內心挖掘，轉而對當代文化議題作出敲問。及至第二部曲《賣飛佛時代》（2009），陳炳釗更試圖把思考拉大至文化創意產業的問題上，並從福克．李希特的《電子城市》Electronic City中獲得靈感，藉大量使用多媒體與網路語言，呈現文化複製世代下的虛擬真實 。在第三部曲《hamlet b.》（2010）裡，陳炳釗重設了《哈姆雷特機器》中哈姆雷特和奧菲莉亞的屬性，並以強大的文本力度對當代劇場生產機制作後設式批判。而在近作如《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2010）及《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2012）裡，陳炳釗亦參照馬丁．昆普《幹掉她》的本文形式，藉著一個永遠缺席的角色，省思當下的末日意識與革命想象。
二○一二年，前進進成立「新文本工作室」，姿態鮮明地對歐陸「新文本」進行臨摹式轉化，並意圖展示更具挑釁性的劇場想像。在三年之間，「新文本工作室」舉辦工作坊、研討會、搭建網上資源平台，亦多次上演英德法劇作家的作品。然而，工作室組織不算緊密，成員五人各有不同藝術履歷，也各有關懷，但均以其個人理解，各自交出一部「新文本」原創劇作。
馮程程於二○一二年發表《誰殺了大象》，劇中獵取邱琪兒在《遠方》中的三幕辯證架構，透過一個警察殺大象的故事，直搗當代文明外衣下的暴力本相。同年甄拔濤改編駱以軍的小說《西夏旅館》為同名劇作，並巧妙地將小說中有關西夏滅族的隱喻，轉化為對香港本土身分中國陰霾下行將失落的省思。馮程程和甄拔濤臨摹意識很強，他們大量使用如敘事體、角色情景模糊化、敘事片碎化等文本策略，實驗非線性戲劇敘事邏輯的種種可能性。
導演介入打造新文本面貌
潘詩韻在《漂流》（2013）一劇中保留了相對傳統的敘事方式：獨腳戲。劇中改寫了哈維爾（Václav Havel）之妻所寫的七封信，呈現出一個政治犯妻子的創傷記憶，劇本雖沒明言，但香港觀眾不難看出當中隱喻的，正是劉曉波及其妻劉霞。這種壓抑文本內部現實指涉的策略，在鄧正健的《（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2015）中更見突出。劇名清楚點名「中國」，劇中卻未有任何關於當代中國的具體意象，故事裡只有一場不知名的革命事件。鄧正健大量運用不同的文本敘事策略，如迷宮一般呈現出事件涉事者錯亂的記憶、敘述和反省。
俞若玫在《耳搖搖》（2013）中以急逼的挑釁姿態，將「身體」和「聲音」元素注入文本之中，既鬆脫了故事性的戲劇敘事枷鎖，又保留了大量社會政治議題的訊息。她以文字築構出一層濃稠的劇場噪音，但亦有賴導演張藝生予以創造性的舞台化，這亦說明了「新文本」在香港的本土轉化過程裡，導演介入亦是關鍵一環。例如《漂流》的導演李鎮洲以相對「忠於原著」的調度方式，有效地把劇中政治犯妻子的心理結構清晰地呈示，相反《（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的導演高俊耀，則大刀闊斧地對文本進行解構重整，為本來已極為複雜的敘事結構，注入幅員更寬的思考辯證。至於在《誰殺了大象》和《西夏旅館》裡，編劇同時兼任導演，令馮程程和甄拔濤兩人必須對兩個文本——即編劇文本跟導演文本——進行平行創作。
為新一代創作人注入想像
「新文本」雖尚未成為香港原創劇的主要支流，卻為不少新一代劇場創作人注入豐沛的創作想像。新銳劇團如「小息」、「她說」、「眾聲喧嘩」等在接收「新文本」啟迪的同時，亦各有其藝術開拓，並創作出文本性強烈的「後戲劇劇場」作品。另外如中生代劇團進劇場及風車草在二○一二年演出肯恩的《狂情》（即《渴求》）、旗鑑劇團香港話劇團在二○一四年上演昆普的《安．非她命》（即《幹掉她》）等，都從側面說明了「新文本」對香港劇場已造成不少衝擊，其挑釁亦勢將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