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這次特別企畫的製作，本刊很難得地聯繫上劇作家馬丁．昆普並進行獨家專訪，一談其作品中為何時常提及戰爭，以及精采的語言運用。
Q：在您近年作品中，像是《做掉她》、《少一點動亂》、《殘酷與溫柔》、《城市》、《幸福共和國》等，戰爭是常見的主題或背景。在《青春之慟》、《寫在膚上》、《走入小丘》裡，也暗示著戰爭迫近。你的創作裡，似乎恆常有著現代社會與戰爭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個主題有這麼顯著的地位？
A：戰爭對我有著磁力，是因為遠離我的個人經驗？我是不是像個小孩一樣，看到寫著「保持距離！」的圍籬，即使我害怕，我還是想越過籬笆，看看另一邊到底是什麼？但只有，當然，在我的想像力裡。
身為一個一九五○年代成長的小孩，我很幸運地未曾經歷戰爭，但戰爭的意象，例如波士尼亞、伊拉克，潛伏暗動在我的角色心裡，像是明亮但謝天謝地很遙遠的星球們。
在《做掉她》裡的兩個戰爭短景，是我企圖（按：attempt，昆普最喜歡的用字之一）從一個優勢的角度，對戰爭的恐懼所達成的和解，有點像是讓我們滿是刺激與罪惡的恐怖色情片，將心比心之際，卻也漠不關心。
Q：在《幸福共和國》與其他劇本裡，你運用諷刺的幽默感，映照科技的應用（像是豐唇微整形和器官移植）對人類幸福的提升，其中的政治性因為科技的中性而常被忽略。你對科技與現代生活及政治之間的關係，看法是什麼？
A：先回覆問題裡的最後一部分。科學不再與知識相關，當代「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都是關於市場經銷：我可以賣什麼樣的新電話？我可以賣什麼樣的新藥，好讓人可以多活十分鐘？我可以賣什麼更巨大、而且更詭異的飛機？我可以在倫敦金融城裡面豎立什麼更高、更嚇人的大樓？我在科學裡看不到太多的創新，只有在消費上的加速。
再來回答妳第問題的第一部分。像一個正常的知識分子，我對周遭加速的生活同時感到困惑與興奮。如果我的劇本衝撞了政治，那是因為我們都在衝撞政治；但政治已經變得無比巨大、管理性、商業取向，我們再也無法掌握住。
也許《做掉她》的結構反映了政治性物件千變萬化的、無法捉摸的天性。
Q：你作品的特性之一是，裡面的戲劇張力常是以看起來很日常的語言來建立，而不是依賴表現性強或衝突性高的動作與動機。如在《城市》與《鄉鎮》裡，角色間的對話常常聽起來很真誠，但也可以別有意涵。這種緩慢進展的溝通不確定性（communivative uncertainty），讓戲劇有了不同層次。你可以聊聊你劇作裡對語言的溝通不確定性的運用嗎？
A：你無法真的要求一個作家討論他／她的語言，因為這問題過於親密。
我可以說的是，我不相信文字是溝通上不合宜的形式。相反的，文字提供我們完整且負責的意義符碼，但這通常被貶低，並且粗暴地被簡化在，例如，流行媒體論述上。
所以一個作家的任務，是去找回文字的完整意義。在劇場裡，每一個字都要被拿來公開檢視。在劇本裡，不論舞台調度有多麼豐富，每一件事都要被包覆在說出來的話語之下：敘事、語境、形象、關於感覺的資訊、關於角色的資訊。同時，與其他形式的寫作一樣，文本是作家自己對世界的想法和感覺的編碼——但通常是無意識地。
你說的「溝通不確定性」，我喜歡這個語詞，說不定是劇作家總是拿來給出日常生活言語之幻象的表現機制，在說話的一刻自發性地營造出來。
但我讓我自己聽起來太嚴肅了。自發性來自於對語言的喜愛，在紙上即興創作得到快樂作品時的好運氣，偶爾發現到貼切的語詞交換，足以輝映我們生活世界裡微小真理之愉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