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香港劇場編導馮程程近年主要以牛棚劇場為基地，現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駐團導演的她，在創作新文本作品《誰殺了大象》之前，曾經執導過邱琪兒的《遠方》。在執導這部意象綿密晦澀的劇作時，她問過自己：劇中那個充滿高壓恐怖的世界，到底距離現在的自己有多近？並因此激發起她創作《誰殺了大象》的慾望。《誰殺了大象》是一部關於體制暴力的作品， 劇中沒有大張旗鼓對所謂權力機器作出左翼式批判，馮程程更關注的是：在文明外衣背後，人究竟是怎樣存在的？這與《遠方》的主題正好互相呼應。

從歐威爾「殺象」到「誰殺了大象？」

《誰殺了大象》中的「殺象」意象源自歐威爾（George Orwell），這位畢生批判極權主義的小說家曾有過一段當殖民警察的往事。有一次，歐威爾奉命射殺一頭踩死人的大象，當時他拿著步槍，在人群簇擁之下走向大象，但他沒有絲毫的殖民者優越感，反而感到困窘不已，他覺得自己必須滿足這群被殖民「土著」的期望，才去射殺那頭大象。他根本什麼都不是，他只是一個不由自主的「可笑的傀儡」。

馮程程設置了一個跟歐威爾處境類似的戲劇場景：一個站在群眾而前的警員。劇中警員意外地發現了一頭大象，牠安靜地站在一旁，亦沒有如歐威爾那頭大象一般，有踩死人的前科。可是，在體制工具理性的操作和群眾逼視的壓力之下，警員必須對這頭沒有殺傷力的無辜大象進行監視，甚至很荒誕地要審問牠。劇中將前線警員的訓練方式、工作程序和心理狀態，以敘事體的形式深刻地呈現出來。馮程程藉此質問：警察應該站在群眾一方，還是跟群眾對立一方？

就在這骨節眼上，馮程程巧妙地把歐威爾的行動（殺死大象）改寫成問句（誰殺了大象？），使「殺象」這一意象從純個人（警員）在面對群眾時的內心掙扎中掙脫出來，並從宏觀角度追問官僚體制與制度暴力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此馮程程設計了一個精巧的新文本遊戲：這頭即將被殺的「象」，意義不斷被抽讀、轉換和重構。此「象」可以是一頭真實的大象，可以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多重意指的符號，指涉意涵更為寬廣的「生命」，或「裸命」。

將劇場作為反思人類文明的亙古場域

香港跟台灣一樣，剛經歷了一個令人既躁動又戚然的占領時代，寫於二○一二年的《誰殺了大象》以寓言的方法展示國家權力的無情重量，到二○一四年竟一語成讖，成為兩地觀眾的共同語言。可是劇場的價值不單要求我們必須直視權力，更要為我們保留一段自遠方沉思的距離，而新文本的養分，正為馮程程提供在劇場製造沉思距離的方法。在敘事結構上《誰殺了大象》也沿襲了《遠方》的三幕結構，以及其從寫實到抽象、從具體到普遍的層遞轉換，全劇開始於對國家機器荒誕性的嘲諷，經過三幕轉折，最後坐落在有關「文明／權力」對「自然／裸命」的永恆侵害之上。馮程程以劇中一句對白來概括全劇宏旨：「重新學習最遠古的語言，建造一個未完成的現實。」顯見她的野心並不止於要寫一個徒具當下視野的議題性作品，而是要把劇場理解為一個反思人類文明的亙古場域。

近年馮程程主力研習並推廣新文本，並曾擔任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新文本工作室」召集人，積極轉研新文本作本土轉化的可能性。多年來她執導過多部歐洲新文本劇作，經驗十分豐富，除《遠方》之外，其執導作品還包括莎拉．肯恩的《渴求》、葉利尼克的《死亡與少女》Der Tod und das Mädchen、雅麗珊卓．伍德（Alexandra Wood）的《第十一城》The Eleventh Capital、拉高斯的《愛情故事》Histoire d'amour及馬丁．昆普的《城市一切如常》The City等。從導演到編劇的角色互換之間，使她在創作《誰殺了大象》時亦有意識地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本角度分開思考。過去馮程程傾向集中經營文本的語言層次，但在《誰殺了大象》裡，她更自覺地轉向導演角度，思考文本的舞台呈現問題。在二○一二年的香港及台北首演、及二○一三年中國巡迴演出裡，馮程程身兼編與導兩個角色，按她自己的說法，她「其實同時在寫兩個文本」，一個是「語言文本」，另一個則是「導演文本」。

遍地開花的搬演實踐

這次台北新版的《誰殺了大象》由台灣新銳劇場創作者李銘宸執導，但這不是該劇首次由別人執導。二○一三年，《誰殺了大象》曾在英國卡迪夫（Cardiff）Chapter Arts Centre以英語演出，導演Mathilde Lopez 大膽起用了三名女演員，並把劇中大量的敘事體語言改編成音樂。而二○一四年香港亦有一個由廿多名學生共同演出的版本，由資深劇場工作者胡智健執導。至於這次台北新版，則是繼二○一二年「第五屆女節」中的粵語版之後，二度在台北上演，也是首次以國語演出。

在《誰殺了大象》如此一個既嚴謹又開放的原創新文本劇作裡，身為編劇的馮程程已為導演留下一片敞大的演繹空間。即使她那部沒有以文字記錄下來的「導演文本」被擱在一旁，並由導演李銘宸另擬「導演文本」，但對於這次演出，馮程程還是蠻有期待的。

「一切都會在意料之外。」馮程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