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喀郎在舞台上，不單單是象徵性地「用身體說故事」，而是毫不矯飾地直接張口出聲。這些故事，往往在他的舞作中形成一個啟示性文本，從而開啟一個想像的視域，而與此交錯的，則是他以獨特的身體表演所形成一種平衡的現實。
不可諱言，一直到今天，許多人進劇場，無非是為了聽故事：集體的、個人的；新鮮的、陳舊的；具感染力的、抑或令人不解的故事。過去我老以為說故事似乎比較是老人家的專長：年長者以其豐富的生命閱歷，合著獨特的嗓音與幽遠的眼神，娓娓道出一段動聽的故事，即便是最最陳腐的情節。其次，現代舞成為劇場的主流創新形式之後，愈來愈多的編舞家拒斥舞以載道並高舉身體的抽象主義，就算有話要說，也說的多半是心事而非故事。
然而，我的這兩種偏見似乎在阿喀郎身上都被推翻了。
想像的啟示性文本與獨特的身體表演
甫新婚的孟加拉裔英籍年輕編舞家阿喀郎．汗（Akram Khan），不過三十出頭，不但不排斥，還相當喜歡在舞台上講故事。幾度造訪台北而令本地觀眾印象深刻的他，故事的內容和說故事的方式不斷蛻變，聽他說故事的人也愈來愈多元了。
阿喀郎在舞台上，不單單是象徵性地「用身體說故事」，而是毫不矯飾地直接張口出聲：也許是一段印度教神祇Shiva的神話、大地之母ma的寓言、甚或是自己的兒時記憶、乃至於有如阿嘉莎．克莉絲蒂筆下東方快車謀殺案片頭的懸疑情節。這些故事，往往在他的舞作中形成一個啟示性文本（revealing text），從而開啟一個想像的視域，而與此交錯的，則是他以獨特的身體表演所形成一種平衡的現實。
年輕的阿喀郎講故事並非特別有技巧，不過他口中說出的好聽故事和他的文化體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源自於南亞大陸豐富的哲學思維與宗教象徵、與成長於英國所受的社會與文化洗禮。他略帶東方哲思的主題，搭配上獨特的英式幽默和敘事風格，營造了屬於其個人的口音。也難怪這幾年，他的作品成為英國文化協會大力推廣的文化輸出，而風靡歐、亞。更甚者，他的舞台成就，也產生一股激勵的力量，對在英國的南亞（廣義地包含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裔移民形成指標作用。例如今年六月甫於法國巴黎國立舞蹈中心盛大舉辦的國際舞蹈學術研討會，年輕的阿喀郎和他的作品已然成為英國南亞裔學者熱中探討的對象，用以檢視當代劇場中關鍵性的性別、認同與文化等主題。
不再唱獨腳戲，找人一起說故事
近年來，阿喀郎不再自己唱獨腳戲，開始找人和他一起說故事。例如去年九他在英國首演的作品《聖獸》Sacred Monsters，便找來歐洲芭蕾紅星西薇．姬蘭（Sylvie Guillem），用的是反差的手法：一東一西、一男一女、一高一矮、一芭蕾一現代（帶點卡達克的），通力講一個現代版的舞者身體中的自我爭鬥（台灣編舞家林懷民在這支作品中則操刀為姬蘭編創了第一段的獨舞）。相較於姬蘭令人咋舌的腿部比例和足下功夫，阿喀郎以一種厚實而質樸的肢體勁力，與之形成隱微的對話。其實由這幾年阿喀郎在其作品中所呈現的動作質素可以看出，從早先那種突出表現卡達克技巧的企圖，到現今對一種更為普遍性的動作基礎（如延展）的探索，表明了一個藝術創作者在追尋自我突破過程中必經的路徑：從標示個人特色與豎立可辨識的個人風格，到尋求具普遍性的價值。
阿喀郎的創作路徑，也可視為是年輕一代的編舞者在全球化衝擊下的一種出路。兩年前他找來了摩洛哥裔的西迪拉比（Sidi Larbi）與他一起合作；兩個才氣縱橫的大男孩其實數年前就一見如故，最初一起創作的約定終於實現。他們除了要發揮自己所擅長的肢體表現，透過媒體與傳播的影響，還要將李小龍和拳王阿里對他們的啟發，一起放進他們所說的故事：而這次，故事要從火車上的一具屍體談起。
阿喀郎兩年前（2005）的七月於英國首演Zero Degrees，遇上了倫敦被恐怖分子以自殺炸彈攻擊地鐵與公車事件，當時舞台上的若干情節和現實狀況的巧合，令人有一種不寒而慄之感。只是現實社會中的故事，對比於舞台上的創作，愈加地顯得荒謬與殘暴。作為在英南亞移民第二代，考諸卡達克及其回教文化背景，阿喀郎的發聲，即便是透過舞台表演的形式，從來就無法免除身為他者的腔調，而他也並不諱言在舞作中所觸及對族群與文化衝突之省思。身為孟加拉與英國文化夾縫中的當代編舞者，或許阿喀郎只能繼續以多元的故事，融合卡達克底蘊的身體，面對並調和複雜的政治衝突、與難以自處的文化鄉愁。
（本文與新舞臺《零度複數》節目冊同步刊登）
文字｜趙綺芳 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