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生代劇場導演黎煥雄，應德國萊茵德意志歌劇院之邀，執導去年底的新製《杜蘭朵公主》，也成為第一位在德國本地執導《杜蘭朵公主》的台灣導演。帶著台灣製作團隊，黎煥雄的《杜蘭朵》不同於以往製作強調雕樑畫棟的想像式中國景觀，強調精簡、抽象化，並以夢境導入，帶出「台灣心聲」……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在德國杜伊斯堡劇院（Theater Duisburg）滿場觀眾的注視下，黎煥雄正式成為赴歐洲歌劇院執導《杜蘭朵公主》的第一位台灣導演。
萊茵德意志歌劇院（Deutsche Oper am Rhein）總監Christoph Meyer兩年前就已計畫在二○一五年度推出新的《杜蘭朵公主》製作，在駐歌劇院指揮簡文彬的建議下，初步決定聘請華人導演擔綱；到了二○一四年下半年才正式敲定由台灣導演黎煥雄執導，舞台製作團隊也是清一色台灣面孔：舞台設計梁若珊、服裝設計賴宣吾、影像設計王俊傑、導演助理黃玄。可以說，本次製作的視覺效果，是百分百的「台灣製造」。從創意、籌備、排練、到演出只有短短一年出頭，卻必須在陌生的工作環境與節奏中，激盪出創意與藝術性。台灣舞台團隊與《杜蘭朵公主》的初遇，是一次華麗的挑戰。
西方歌劇 台灣觀點
《杜蘭朵公主》是古代波斯童話中一個以中國為背景想像出來的故事，在廿世紀二○年代由義大利歌劇大師浦契尼（Giacomo Puccini）重新譜成歌劇。而在無數個充滿陌生中國想像的舞台製作之後，在張藝謀金光閃爍的紫禁城公演之後，台灣導演終於也要對這部歌劇，提出自己的觀點。
黎煥雄口中的故事，從一個迷夢開始：太陽花和雨傘——二○一四年台灣、香港大規模反中運動的影像在舞台紗幕上反覆喧騰，幕後一名白衣女子從睡夢中驚惶起身，左衝右突，卻被層層鎮暴盾牌逼進了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古城，與四面八方出現的，身著布巾長袍的陌生人群。黑幕降臨，心繫千古冤仇的中國公主杜蘭朵設下招親擂台與三道死亡謎題，而輸掉比試的波斯王子正要被斬首。顛沛流離的帖木兒王子卡拉富乍見杜蘭朵的美貌，驚為天人，竟不顧親人的勸阻，在死亡的威脅下連破三道謎題。愛、勇氣與犧牲連番衝擊公主冷酷的心，在百姓的呼喚聲中掙脫層層黑暗，迎向和平的盼望。
在恐懼與烈愛交相震盪之際，白衣女子時而驚惶顛倒，時而靜默旁觀；遠離舞台焦點，卻讓人無法忽視她的存在。舞台的另一端，紫禁城頭主持盛大朝會的中國天子，卻行走在廿世紀初的歐洲──頭戴高禮帽，身穿黑西服，造成了整體視覺的強烈衝突。而不論劇情如何曲折激盪，他始終面容淡漠，無悲無喜。透過時空錯置所帶來的違和感，夢境的神秘一直伴隨著《杜蘭朵》；在黃昏入夢，在黎明甦醒。
也正是為了勾勒夢境的輪廓，極為精簡、抽象化的舞台景觀成為「黎氏杜蘭朵」鶴立雞群之處——卸除傳統製作中雕梁畫棟的紫禁城，只留以簡約線條勾成的城牆、城門矗立於紫色氤氳中，精妙結合在紗幕上幻動的行草書法，所造成的超現實立體感頗受觀眾歡迎。舞台視覺精簡，也就是保存觀眾最純淨的感官，還歸於音樂與表演。然而超現實夢境所包裹的，是嚴謹考據的時代設定。相對於許多歐美傳統製作在服裝上的風格錯亂——唐代國君、清代大臣、五胡百姓而士兵如秦俑——本次製作團隊將故事背景精確定位於元代，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的服裝豐富紛呈，其文化景觀對於華人觀眾而言也相當有說服力。
凝滯的畫面 表現戲劇張力
對於有中國文化背景的觀眾而言，《杜蘭朵公主》其實是一個「似中國而非中國」的故事。綜觀中國歷史，絕無一個壓倒皇權與文官系統、任性暴虐的「公主」。而“Turandot”之名源於波斯語“Turandokht”（圖蘭之女），亦絕無中國情調。但如同許多成功的歌劇作曲家，浦契尼在劇本寫作過程中向來強勢主導、一手操控，《杜蘭朵》亦不例外（兩位劇作家飽受壓迫），原著中對杜蘭朵的心理較為細膩、符合人性的描述不復存在，突顯公主的殘暴無理，以成就最終「真愛融解黑暗」的戲劇張力，與卡拉富王子光芒萬丈的英雄氣質；為了突顯「從黑暗到光明」的進程，浦契尼甚至一度希望將劇本改為兩幕。極端的二元對立觀，更是中國哲學、美學之所罕見。
與其強調《杜蘭朵公主》的中國性，毋寧說浦契尼手中的《杜蘭朵公主》，是一個中國場景、波斯情調的義大利傳奇。其精神核心，仍在英雄性與黑暗、光明的二元對立。因此，「夢境」成為一個巧妙的鏡框，透過鏡框的陌生化魔法，《杜蘭朵》基因中的文化尷尬豁然消解，罩上了一層童話般的夢幻。夢提醒我們，《杜蘭朵》，原本就是一個波斯童話。然而這是一個靜態的夢；恐懼在靜止中竄動。浦契尼的音樂騷亂或靜謐，光芒四射或暗潮洶湧，永遠變動不止；而黎煥雄手中的表演景觀凝滯如一部配上音樂的攝影展，除主要角色以外大多動作精簡，表情淡漠，與火熱的音樂相襯，竟透出森森弔詭。
相較於傳統導演主要依循歌詞與音樂的情境來設計表演內容，詩人出身的黎煥雄更加擅長以一個個停格的精緻畫面來營造詩意，雕塑獨特的時間感。劇情中，群眾場面占據了相當大的篇幅；但一條略高於地面的「中央卷軸」從城門口一路鋪展到舞台前沿，將舞台空間隔成兩半，限制了演員的走位空間。因而群眾角色多半直立演唱，少有表演動作與大範圍的走位，與音樂所賦予群眾強烈而善變的個性，形成強烈反差。第一幕波斯王子被斬首的場景，王子與劊子手亦有相當長時間的動作停格；相對於白衣女子的驚惶奔走，動與靜平行互現，可說是另一種夢的表徵。
不同視角 如何以愛融解敵意
這一場夢，亦在經典歌劇中加入了「台灣心聲」。
劇始，一場噩夢中的雨傘、太陽花、鎮暴警察等符號直指近年瀰漫東亞的「中國恐懼」。劇終，象徵現代北京的「鳥巢」、「大褲扠」在帷幕上閃動，《杜蘭朵》對現代中國政權的影射瞬間被打成了明喻，而導演「以愛消融威權」的殷切期盼宛若在舞台拉起一道鮮明的橫幅。然而政治符號最終僅成為原始情節的邊框，並未滲透到劇場的各個角落。進入《杜蘭朵》劇情後，劇組在布景、服裝與表演上都未明顯呼應開頭的政治影射；不知遠離東亞政局的德國觀眾是否能心領神會？
夢境補足了《杜蘭朵》應有的童話氣息，然而動態與靜態的對峙、橫空植入的政治符號，卻耗損了在浦契尼原始設計中音樂與戲劇分進合擊的凝聚力。創意的不完全表達多少來自於黎導演與工作團隊擅長即興創作的特質，在講求事前整體擘劃的德國劇場環境顯得難以發揮，以至於整齣劇雖有不少視覺上的亮點與鮮明的政治象徵，卻失去了結構的整體說服力，無法引人入勝；夢境雖是引帶「台灣心聲」的極佳切入點，但終於難挽政治表述僅成為正戲邊緣浮貼的旗牌、匾額，無力回天。
幕落，觀眾席響起綿密的掌聲，在回味中帶有思索。政治訊號與《杜蘭朵》原作所揭露的各種人性面向，終歸提供了觀眾一個不同的思索角度——是否真如導演所言，強悍而亟於復仇的杜蘭朵正是當代中國內心渴望的投射？在劇變不止的國際棋局中，身處不同立場、擁有不同視角的人們又如何以愛與寬容融解敵意？面對歷史糾葛留給當代的難題，我們又該從何愛起？如何維持對歷史與時局的宏觀，絕不偏聽？人群，是如此複雜、善變而懦弱，尤其在艱困的時局。在浦契尼行筆當下，正值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的社會混亂：舊勢力行將就木；經濟動盪，街頭充滿一張張驚惶憤怒的面孔；而人群翹首仰望一位強而有力的新領袖，帶頭揮動銳利的鐵腕，劃破黑暗，重返光榮。
那麼，我們也該期待一個重建光明的「新聖王」嗎？可以確定的是，在走上一條以愛為名的橋到達彼岸以前，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追求堅實的智慧與勇氣，來破解歷史與人性設下的謎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