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由車門、車體、方向盤等汽車零件堆疊成不同場景,除了提供場景暗示與物件象徵,且隱喻社會的解體。
舞台由車門、車體、方向盤等汽車零件堆疊成不同場景,除了提供場景暗示與物件象徵,且隱喻社會的解體。(Ute Langkafel MAIFOTO 攝 Das Maxim Gorki Theate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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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柏林的《正義法則》 異質聲音同台紛陳 高爾基劇院導演雅爾.羅恩新詮克萊斯特作品

自雙總監雪敏.朗霍夫與彥斯.希列接手領軍柏林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喊出了「後移民時代劇場」推出了一系列與身分、族裔、移民、城市議題息息相關的作品,眾聲喧嘩、各自表述,是高爾基劇院的舞台上陳述歷史的方法與途徑。而該劇院導演雅爾.羅恩五月發表的《正義法則》,卻也突顯了「後移民時代劇場」的兩難,包容了紛繁嘈雜、異質多樣的聲音,其力量也可能是相互消融。

文字|廖俊逞、Ute Langkafel MAIFOTO
第274期 / 2015年10月號

自雙總監雪敏.朗霍夫與彥斯.希列接手領軍柏林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喊出了「後移民時代劇場」推出了一系列與身分、族裔、移民、城市議題息息相關的作品,眾聲喧嘩、各自表述,是高爾基劇院的舞台上陳述歷史的方法與途徑。而該劇院導演雅爾.羅恩五月發表的《正義法則》,卻也突顯了「後移民時代劇場」的兩難,包容了紛繁嘈雜、異質多樣的聲音,其力量也可能是相互消融。

一個市立劇院如何反映一座城市的性格?在歐洲的難民問題沸騰之際,柏林的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Das Maxim Gorki Theater)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解。在柏林五大公立劇院中,高爾基劇院規模最小,卻教人難以忽略,特別是從二○一三/一四劇季開始,雪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與彥斯.希列(Jens Hillje)接替阿敏.佩特拉斯(Armin Petras)的位置,擔任新的藝術總監,喊出了「後移民時代劇場」(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的口號,推出了一系列與身分、族裔、移民、城市議題息息相關的作品,引來劇評與觀眾的高度注目。去年,高爾基劇院獲《劇場今日》雜誌選為「年度劇院」,顯示這對雙人總監搭檔,成功將這個小而美的劇院帶向了正確的道路。

反映了城市是如何被書寫出來

事實上,所謂正確的道路,建構在非常政治不正確的選擇上。首先,出生於土耳其的雪敏.朗霍夫,是德國公立劇場第一位土耳其裔的女總監,性別、族裔皆是話題。劇院的駐院導演、演員,都擁有多元民族的移民背景,一改以往由德國白人主導的純正血統。再者,她所力倡的「後移民時代劇場」,揭露了柏林作為一個國際化都市的矛盾事實——歷史是個人的,舞台上的移民故事因導演與演員混雜的認同和多樣的族群而有所改變。朗霍夫曾說,高爾基劇院既不為特定族群量身打造藝術,也不會假裝照顧民族敏感性,「我們的劇院反映了城市是如何被書寫出來的。」

眾聲喧嘩、各自表述,是高爾基劇院的舞台上陳述歷史的方法與途徑。朗霍夫認為:「我們並無一成不變的信念:今天正確的,明天可能會是錯的。我們不斷重新討論我們對什麼怎麼看。我們不希望被命名或被歸類。」以今年入選柏林戲劇盛會的劇目《共同境地》Commen Ground而言,導演雅爾.羅恩(Yael Ronen)以見證者的真實經歷為藍本,劇組中有五名演員是上世紀九○年代為逃避巴爾幹戰亂而來到德國的難民後代,他們通過敘說真實的戰爭傷痛,找到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礎。

《正義法則》的現時現地詮釋

雅爾.羅恩是以色列籍猶太人,隨朗霍夫上任,獲邀成為高爾基劇院的駐院導演之一,現與夫婿定居柏林。在加入高爾基劇院之前,羅恩就經常活躍於德語戲劇區,二○一○年與列寧廣場劇院合作的《第三世代》Dritte Generation,讓以色列、巴勒斯坦與德國人同台,傾訴家族身世與歷史創傷,《戲劇今日》評選為當年度最佳劇作,至今巡演超過百場。羅恩擅長以黑色幽默、自我批判、解嘲的手法,處理政治與歷史的衝突,透過集體創作的方式,呈現不同族裔背景的演員之間,相互激盪、辯證的觀點。對羅恩來說,劇場性,經常發生在紀實與虛構、真實與想像的界線消失時,「讓你無法分辨眼前看到的是真實或者扮演。」

今年五月在高爾基劇院上演的《正義法則》Das Kohlhaas-Prinzip是羅恩的最新作品。該劇改編自德國作家海利希.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的小說,故事描述一位正直的馬商,被官員徵召兩匹駿馬,當約定期限將至,卻未能得到歸還。通過法庭索回兩匹瘦弱的馬後,妻子卻遭殘暴襲擊而死。在悲憤的情緒之下,他決定拔劍而起找回正義。羅恩將小說情節披上了今日議題的外衣,開場,五位演員分別向觀眾以激昂的語調提問:「這是我們偉大的德國:沒有死刑。沒有伊波拉病毒。女性有自主權。可以裸體。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麵包。所以,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嗎?」

接著,問題急轉直下:「其實,你應該要生氣!世界到處都充滿了不公平,而我們正是這個結構的共犯。我們必須要起身反抗。」宣告行動後,演員夾敘夾演,運用現成物件與戲偶,訴說一位德國的自行車商與一個巴勒斯坦的乳酪製造商的不同遭遇。他們因一場車禍而命運相交,為了追尋正義而分別付出不同的代價。羅恩說,生活在這個社會,擁有健全的制度、幾乎不會使用暴力侵害人權,但當有一天,你發現這個體制有個裂洞,為了正義,你可以做到什麼極限?

包容異質聲音也可能相互消融

舞台由車門、車體、方向盤等汽車零件堆疊成不同場景,除了提供場景暗示與物件象徵,且隱喻社會的解體,最後的縱火場景,宣洩了社會體制的不公不義所帶來的恐怖暴力與血腥仇恨。在羅恩與演員共同發展的文本,有許多靈光乍現的巧思、一閃即逝的想法,但導演似乎難以取捨,想要一次把所有事情擺上舞台,挑釁、刺激觀眾,導致演出不如《共同境地》聰明、幽默與深刻,反而如脫韁野馬,令人亢奮,也讓人暈頭轉向,模糊了探討議題的焦點。

《正義法則》突顯了「後移民時代劇場」的兩難,包容了紛繁嘈雜、異質多樣的聲音,其力量也可能是相互消融。無論如何,高爾基劇院的自我定位,對於德國社會的開放性與多樣性的討論,已引起廣泛的興趣,觀眾都想要探個究竟。一個旅居德國的劇場工作者說:「因為這就是柏林的生活,人們覺得舞台上說的就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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