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潮對德國劇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劇院打著藝術自由與人道主義的兩面大旗，大肆地擴張其政治社會影響力，新型的政治劇場儼然在醞釀形成中。當邊界被打開的同時，德國戲劇藝術面臨了新的挑戰，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到底藝術能不能「呈現」他人的苦難？能不能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現，如何代言，才不會陷入種族歧視與殖民主義的陷阱之中，才不會成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自從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去年表明德國歡迎受中東戰火之苦的難民們，成千上萬的敘利亞、黎巴嫩與伊拉克的難民蜂擁而來，除了來自中東戰區，還有很多是因經濟貧困，不惜冒生命危險橫渡地中海的北非難民，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的統計，去年年底到德國的難民人數已高達一百廿萬，而這個數字只是登記有案的人數，還不包括暫時棲身、尚未申請居留的人。據歐盟估計，到二○一七年底，人數將增加至三百萬。
當難民高舉著梅克爾肖像，上面寫著「我們來了，媽媽！」（Wir kommen, Mutti）前來德國，期望早日投入母親的懷抱之際，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則諷刺總理為「聖母安棋拉」（Mutter Angela，為去年九月號封面），批評開放收留政策將造成歐洲的分裂。
難民議題引發分裂 劇場變成討論平台
的確如此，部分民眾受良心與人道主義的驅使，努力做奉公守法的好公民（Spießbürger），支持梅克爾的開放收留政策，甚至義不容辭地加入照料與教育難民融入德國社會的義工行列；但另外也有很多人掩不住對百萬難民潮的恐慌與焦慮，擔憂生活品質會受影響，底層人民就業市場會不會變得更糟？身家安全有無保障？誰叫這些難民還是跟恐怖組織擁有同樣宗教信仰的伊斯蘭教徒呢！一時之間，原本是正面的「好人」（Gutmensch）被當作負面名詞，用來詆毀支持難民的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民眾則擺盪在「好人」與極右派之間，處於不知該如何是好的尷尬處境。
德國人民的恐慌情緒在科隆跨年夜的集體性騷擾事件發生時，達到巔峰，不但為德國右翼民粹主義黨（AFD）贏得大票民意，也助長了「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團體反移民的示威聲勢。然而，反對仇外團體卻也不甘示弱，為難民受歧視攻擊、住處遭縱火的處境發聲。反難民與支持難民兩方陣營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儼然，難民潮引來的是公共信任危機、族群的嚴重分裂與衝突，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一如往常，只要國家一陷入分崩離析的危機，德國知識分子馬上就會訴諸戲劇舞台，尋求解決之道，以達成社會共識。
一夕之間， 難民題材變成目前德國劇場最關切的議題。在二○一五／一六劇季，公立劇院推出五花八門的活動，從慈善演唱會、募款節目、工作坊到接觸派對。幾乎沒有一家不大張旗鼓，即使再低調的，至少也會弄個讀劇會，湊個熱鬧。為此，網路報《晚間評論》Nachtkritik特地設了“#RefugeesWelcome”平台，將每個劇院或劇場，所有的相關活動與節目全部記錄下來，並不斷地更新列表，迄今，全德已有超過八十家名列其上。
為難民打開劇院大門 援助也邀請作戲
可以說，沒有一種文化機構像德國劇場這樣，如此積極地向難民伸出援手。尤其是，原本就身負美學文化教育職責的公立劇院，在這場難民潮危機中，重新為自己定位，他們不但視自己為推動公眾議論平台的積極分子，更把收編、同化難民視為使命。他們不單單在藝術創作上訴諸難民，還從事援助難民的社會福利工作。在為難民請命，要求打開歐洲邊境、給予庇護的同時，劇院以身作則，也為難民打開劇院大門。
如漢堡話劇院與柏林德意志劇院每晚開放給難民，在劇院裡面打地鋪過夜。在柏林人劇院的屋頂懸著「哪兒房子燒了，人也會跟著燒了」的標語（意即房子都燒了，下一步燒的就會是人了），抨擊縱火燒難民營的野蠻行為。不僅如此，總監克勞斯．派曼（Claus Peymann）還讓難民免費入劇院看戲。柏林高爾基劇院的總監雪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則提供難民最直接與實際的幫助，為他們處理繁複又棘手的庇護申請。漢堡的塔利亞劇院在短短一個月內，為難民募到四萬歐元的捐款。科隆話劇劇院則承擔起長期做兩處難民營之教父教母的責任，在劇院中庭花園提供免費戲劇課給難民小朋友。
慕尼黑室內劇院（München Kammerspiel）的藝術總監Matthias Liliantahl 視自己為「羅賓漢」，不但資助、參與難民營的搭建工作，還不時地請難民參與演出，更籌辦了Open Border Kongress作為“Munich Welcome Theatre”系列活動的序幕。而在這股為難民助陣的風潮中，最有野心，也做得最全面的，當屬曼漢國家劇院（Nationaltheater Mannheim）的藝術總監Burkhard C. Kosminski，他提出 「透過文化共享融入（德國社會）」（Integration durch kulturelle Teilhabe）的座右銘，明言，劇場要想做難民題材，就必須同時關心他們融入社會的問題。「到我們這兒的人，也必須到我們的舞台上」，秉持這個信念，他鼓勵曼漢城的難民參與劇場演出，並給予參與者免費受語言、職訓教育與就業輔導的禮券。
「真實」打造難民劇 傳遞流離悲情
除了藉由公益活動，大大拓展劇院的政治社會影響力之外，許多劇院與劇團都極力在藝術創作上，大搞難民題材，而且，用的幾乎全是記錄寫實手法，不是展示戰亂、貧困、苦難的記錄影片、照片與文獻資料，就是把「活生生」的難民搬到舞台上。「真實的場景」、「真實的人」、「真實的故事」，成了新的創作信條，似乎不這樣，生活富裕安逸的德國觀眾就無法設身處地，推己及人，進而認同開放政策似的。
像去年與今年柏林戲劇盛會分別選了兩齣難民戲——德國導演斯泰曼（Nicolas Stemann）所導的奧地利女劇作家葉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的《被保護者》Die Schutzbefohlenen，找了四十多位黑人難民，組成尋求庇護的歌隊。而此次受邀到臺北藝術節的以色列女導演雅葉．洛能（Yael Ronen）所導的《共同境地》，有五位是前南斯拉夫戰爭的難民。儘管手法不同，他們都借由「貨真價實」的難民或明或暗地，傳遞支援開放邊境、收留難民的政治訊息。
而不同劇院還推出了“Arrival ”系列：曼漢國家劇院的“Mannheim Arrival”透過四處採訪抵達曼漢城的難民們，整理篩選後編成一部感性又富戲劇性的文本，並延請難民自己到舞台上談談他們的故鄉、敘述顛沛流離的故事、為尚未抵達的親人的擔憂及在德國的生活感受。漢堡塔莉亞劇院的《到達—無人陪同下到漢堡》Ankommen- Unbegleitet in Hamburg則讓八位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與貝南未成年的孩童講述他們在沒有父母與他人的陪同下，抵達漢堡的艱辛歷程。與此雷同的還有，旅德中國女導演曹克非，帶領被收留在柏林史塔西博物館（前東德的國家情報局）的青少年難民做戲劇工作坊，以林沖的〈夜奔〉為引子，帶出他們在黑暗夜晚驚險逃難的故事。諸如此類的節目，真人、真事、真情，傾訴著動人的生命哀歌，讓人一掬同情之淚。
把藝術建築在苦難上 只是沽名釣譽？
此外，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作品，更所在多有，如Machina EX 集體創作劇團，在二○一四年在杜塞朵夫製作了Right of Passage，將舞台幻化成臨時收容所，讓觀眾像難民一樣，得通過複雜又不人道的層層官僚關卡。而比較極端的例子，則是去年在奧地利，一輛人口走私犯的卡車上載著七十一位敘利亞的難民，被發現全缺氧致死，為此，波鴻劇院（Bochum Theater） 隨即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複製了輛同型大小的卡車，讓觀眾擠入十五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感受快要窒息的痛苦。為喚起觀眾的同理心，創作者有時下的「藥」過重，幾近逾越倫理界線，反而引起反感。
近日最受爭議的，是在世界難民日（六月廿日）之際，高爾基劇院與「促進政治美好中心」（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劇團合作推出《吃掉難民》Flüchtling Fressen，在劇院門外廣場，架設了個超大獸欄，裡面養著四隻活生生的老虎。由敘利亞女藝術家May Skaf，為其同胞請命，要求德國政府開放航空路線給難民，免去走海路而喪命的風險，聲稱若不應允，她自己就進去獸欄讓老虎生吞活吃。這行動藝術之大膽、野蠻，讓人不敢苟同，引起各界議論紛紛，藝術自由與政治抗爭手段的底線到底何在？
這些千奇百怪、訴諸「真實」的戲劇手段，引爆了一連串的問題，常導致劇場的政治、人道訴求不成，反成為輿論強烈抨擊與質疑的焦點：舞台上的難民是否「貨真價實」？就算是真的，他們表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嗎？他們真的能夠為自己發聲、自抒己見嗎？還是僅僅被當作是裝飾品、展示物，用來為藝術家背書？舞台上所塑造的難民形象，難道不也十分吻合德國人的種族歧見嗎？戲票是否已經變相成了安撫觀眾良心不安的「贖罪券」，或是滿足觀眾好奇心的人種秀（Völkerschau）門票？在這重重問題當中，戲劇人士所遭受到最根本的質疑則是：把藝術建立在他人的苦難上，美其名為人道護衛，其實是為自己沽名釣譽的投機行為。這似乎說明了為何在這些用記錄寫實手法的難民戲中，居然沒有任何理性深究引發難民潮的政治經濟因素，與德國武器輸出政策之間的密切關係，而只是一味地訴諸感性、賺人熱淚的煽情之作。
德國的政治劇場 面臨新的挑戰
不僅如此，各大公立劇院過分熱心作社會福利工作，也有越俎代庖之嫌。面對媒體質疑劇院，到底是在做藝術創作，還是在搞慈善公益事業？慕尼黑室內劇院的藝術總監Matthias Lilienthal回道：「我寧願有好的公益事業，也不要有糟糕的戲劇。」而曼漢國家劇院的藝術總監Burkhard C. Kosminski則認為，藝術與社會公益必須雙管齊下，透過藝術創作，難民能夠被積極同化，又可以強化其歸屬感與自尊心，因此，這並非是短視近利、三分鐘熱度的投機行為，而是負有打造未來和諧社會使命的長期工作。然而，劇院是否真能達到這種社會作用，還有待考驗。
不論如何，難民潮對德國劇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劇院打著藝術自由與人道主義的兩面大旗，大肆地擴張其政治社會影響力，新型的政治劇場儼然在醞釀形成中。當邊界被打開的同時，德國戲劇藝術面臨了新的挑戰，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到底藝術能不能「呈現」他人的苦難？能不能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現，如何代言，才不會陷入種族歧視與殖民主義的陷阱之中，才不會成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這些反而才是德國劇場的中心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