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境地》的演員中有五位是前南斯拉夫戰爭的難民。
《共同境地》的演員中有五位是前南斯拉夫戰爭的難民。(Thomas Aurin 攝 高爾基劇院 提供)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挑戰真實—當真實成為劇場,當流離搬上舞台/現象觀察

是建立在苦難上的藝術,還是最佳的慈善公益?

德國記錄劇場與難民、 新移民議題

難民潮對德國劇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劇院打著藝術自由與人道主義的兩面大旗,大肆地擴張其政治社會影響力,新型的政治劇場儼然在醞釀形成中。當邊界被打開的同時,德國戲劇藝術面臨了新的挑戰,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到底藝術能不能「呈現」他人的苦難?能不能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現,如何代言,才不會陷入種族歧視與殖民主義的陷阱之中,才不會成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難民潮對德國劇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劇院打著藝術自由與人道主義的兩面大旗,大肆地擴張其政治社會影響力,新型的政治劇場儼然在醞釀形成中。當邊界被打開的同時,德國戲劇藝術面臨了新的挑戰,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到底藝術能不能「呈現」他人的苦難?能不能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現,如何代言,才不會陷入種族歧視與殖民主義的陷阱之中,才不會成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自從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去年表明德國歡迎受中東戰火之苦的難民們,成千上萬的敘利亞、黎巴嫩與伊拉克的難民蜂擁而來,除了來自中東戰區,還有很多是因經濟貧困,不惜冒生命危險橫渡地中海的北非難民,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的統計,去年年底到德國的難民人數已高達一百廿萬,而這個數字只是登記有案的人數,還不包括暫時棲身、尚未申請居留的人。據歐盟估計,到二○一七年底,人數將增加至三百萬。

當難民高舉著梅克爾肖像,上面寫著「我們來了,媽媽!」(Wir kommen, Mutti)前來德國,期望早日投入母親的懷抱之際,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則諷刺總理為「聖母安棋拉」(Mutter Angela,為去年九月號封面),批評開放收留政策將造成歐洲的分裂。

難民議題引發分裂  劇場變成討論平台

的確如此,部分民眾受良心與人道主義的驅使,努力做奉公守法的好公民(Spießbürger),支持梅克爾的開放收留政策,甚至義不容辭地加入照料與教育難民融入德國社會的義工行列;但另外也有很多人掩不住對百萬難民潮的恐慌與焦慮,擔憂生活品質會受影響,底層人民就業市場會不會變得更糟?身家安全有無保障?誰叫這些難民還是跟恐怖組織擁有同樣宗教信仰的伊斯蘭教徒呢!一時之間,原本是正面的「好人」(Gutmensch)被當作負面名詞,用來詆毀支持難民的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民眾則擺盪在「好人」與極右派之間,處於不知該如何是好的尷尬處境。

德國人民的恐慌情緒在科隆跨年夜的集體性騷擾事件發生時,達到巔峰,不但為德國右翼民粹主義黨(AFD)贏得大票民意,也助長了「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團體反移民的示威聲勢。然而,反對仇外團體卻也不甘示弱,為難民受歧視攻擊、住處遭縱火的處境發聲。反難民與支持難民兩方陣營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儼然,難民潮引來的是公共信任危機、族群的嚴重分裂與衝突,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一如往常,只要國家一陷入分崩離析的危機,德國知識分子馬上就會訴諸戲劇舞台,尋求解決之道,以達成社會共識。

一夕之間, 難民題材變成目前德國劇場最關切的議題。在二○一五/一六劇季,公立劇院推出五花八門的活動,從慈善演唱會、募款節目、工作坊到接觸派對。幾乎沒有一家不大張旗鼓,即使再低調的,至少也會弄個讀劇會,湊個熱鬧。為此,網路報《晚間評論》Nachtkritik特地設了“#RefugeesWelcome”平台,將每個劇院或劇場,所有的相關活動與節目全部記錄下來,並不斷地更新列表,迄今,全德已有超過八十家名列其上。

為難民打開劇院大門  援助也邀請作戲

可以說,沒有一種文化機構像德國劇場這樣,如此積極地向難民伸出援手。尤其是,原本就身負美學文化教育職責的公立劇院,在這場難民潮危機中,重新為自己定位,他們不但視自己為推動公眾議論平台的積極分子,更把收編、同化難民視為使命。他們不單單在藝術創作上訴諸難民,還從事援助難民的社會福利工作。在為難民請命,要求打開歐洲邊境、給予庇護的同時,劇院以身作則,也為難民打開劇院大門。

如漢堡話劇院與柏林德意志劇院每晚開放給難民,在劇院裡面打地鋪過夜。在柏林人劇院的屋頂懸著「哪兒房子燒了,人也會跟著燒了」的標語(意即房子都燒了,下一步燒的就會是人了),抨擊縱火燒難民營的野蠻行為。不僅如此,總監克勞斯.派曼(Claus Peymann)還讓難民免費入劇院看戲。柏林高爾基劇院的總監雪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則提供難民最直接與實際的幫助,為他們處理繁複又棘手的庇護申請。漢堡的塔利亞劇院在短短一個月內,為難民募到四萬歐元的捐款。科隆話劇劇院則承擔起長期做兩處難民營之教父教母的責任,在劇院中庭花園提供免費戲劇課給難民小朋友。

慕尼黑室內劇院(München Kammerspiel)的藝術總監Matthias Liliantahl 視自己為「羅賓漢」,不但資助、參與難民營的搭建工作,還不時地請難民參與演出,更籌辦了Open Border Kongress作為“Munich Welcome Theatre”系列活動的序幕。而在這股為難民助陣的風潮中,最有野心,也做得最全面的,當屬曼漢國家劇院(Nationaltheater Mannheim)的藝術總監Burkhard C. Kosminski,他提出 「透過文化共享融入(德國社會)」(Integration durch kulturelle Teilhabe)的座右銘,明言,劇場要想做難民題材,就必須同時關心他們融入社會的問題。「到我們這兒的人,也必須到我們的舞台上」,秉持這個信念,他鼓勵曼漢城的難民參與劇場演出,並給予參與者免費受語言、職訓教育與就業輔導的禮券。

「真實」打造難民劇  傳遞流離悲情

除了藉由公益活動,大大拓展劇院的政治社會影響力之外,許多劇院與劇團都極力在藝術創作上,大搞難民題材,而且,用的幾乎全是記錄寫實手法,不是展示戰亂、貧困、苦難的記錄影片、照片與文獻資料,就是把「活生生」的難民搬到舞台上。「真實的場景」、「真實的人」、「真實的故事」,成了新的創作信條,似乎不這樣,生活富裕安逸的德國觀眾就無法設身處地,推己及人,進而認同開放政策似的。

像去年與今年柏林戲劇盛會分別選了兩齣難民戲——德國導演斯泰曼(Nicolas Stemann)所導的奧地利女劇作家葉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的《被保護者》Die Schutzbefohlenen,找了四十多位黑人難民,組成尋求庇護的歌隊。而此次受邀到臺北藝術節的以色列女導演雅葉.洛能(Yael Ronen)所導的《共同境地》,有五位是前南斯拉夫戰爭的難民。儘管手法不同,他們都借由「貨真價實」的難民或明或暗地,傳遞支援開放邊境、收留難民的政治訊息。

而不同劇院還推出了“Arrival ”系列:曼漢國家劇院的“Mannheim Arrival”透過四處採訪抵達曼漢城的難民們,整理篩選後編成一部感性又富戲劇性的文本,並延請難民自己到舞台上談談他們的故鄉、敘述顛沛流離的故事、為尚未抵達的親人的擔憂及在德國的生活感受。漢堡塔莉亞劇院的《到達—無人陪同下到漢堡》Ankommen- Unbegleitet in Hamburg則讓八位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與貝南未成年的孩童講述他們在沒有父母與他人的陪同下,抵達漢堡的艱辛歷程。與此雷同的還有,旅德中國女導演曹克非,帶領被收留在柏林史塔西博物館(前東德的國家情報局)的青少年難民做戲劇工作坊,以林沖的〈夜奔〉為引子,帶出他們在黑暗夜晚驚險逃難的故事。諸如此類的節目,真人、真事、真情,傾訴著動人的生命哀歌,讓人一掬同情之淚。

把藝術建築在苦難上  只是沽名釣譽?

此外,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作品,更所在多有,如Machina EX 集體創作劇團,在二○一四年在杜塞朵夫製作了Right of Passage,將舞台幻化成臨時收容所,讓觀眾像難民一樣,得通過複雜又不人道的層層官僚關卡。而比較極端的例子,則是去年在奧地利,一輛人口走私犯的卡車上載著七十一位敘利亞的難民,被發現全缺氧致死,為此,波鴻劇院(Bochum Theater) 隨即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複製了輛同型大小的卡車,讓觀眾擠入十五平方公尺的狹小空間,感受快要窒息的痛苦。為喚起觀眾的同理心,創作者有時下的「藥」過重,幾近逾越倫理界線,反而引起反感。

近日最受爭議的,是在世界難民日(六月廿日)之際,高爾基劇院與「促進政治美好中心」(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劇團合作推出《吃掉難民》Flüchtling Fressen,在劇院門外廣場,架設了個超大獸欄,裡面養著四隻活生生的老虎。由敘利亞女藝術家May Skaf,為其同胞請命,要求德國政府開放航空路線給難民,免去走海路而喪命的風險,聲稱若不應允,她自己就進去獸欄讓老虎生吞活吃。這行動藝術之大膽、野蠻,讓人不敢苟同,引起各界議論紛紛,藝術自由與政治抗爭手段的底線到底何在?

這些千奇百怪、訴諸「真實」的戲劇手段,引爆了一連串的問題,常導致劇場的政治、人道訴求不成,反成為輿論強烈抨擊與質疑的焦點:舞台上的難民是否「貨真價實」?就算是真的,他們表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嗎?他們真的能夠為自己發聲、自抒己見嗎?還是僅僅被當作是裝飾品、展示物,用來為藝術家背書?舞台上所塑造的難民形象,難道不也十分吻合德國人的種族歧見嗎?戲票是否已經變相成了安撫觀眾良心不安的「贖罪券」,或是滿足觀眾好奇心的人種秀(Völkerschau)門票?在這重重問題當中,戲劇人士所遭受到最根本的質疑則是:把藝術建立在他人的苦難上,美其名為人道護衛,其實是為自己沽名釣譽的投機行為。這似乎說明了為何在這些用記錄寫實手法的難民戲中,居然沒有任何理性深究引發難民潮的政治經濟因素,與德國武器輸出政策之間的密切關係,而只是一味地訴諸感性、賺人熱淚的煽情之作。

德國的政治劇場  面臨新的挑戰 

不僅如此,各大公立劇院過分熱心作社會福利工作,也有越俎代庖之嫌。面對媒體質疑劇院,到底是在做藝術創作,還是在搞慈善公益事業?慕尼黑室內劇院的藝術總監Matthias Lilienthal回道:「我寧願有好的公益事業,也不要有糟糕的戲劇。」而曼漢國家劇院的藝術總監Burkhard C. Kosminski則認為,藝術與社會公益必須雙管齊下,透過藝術創作,難民能夠被積極同化,又可以強化其歸屬感與自尊心,因此,這並非是短視近利、三分鐘熱度的投機行為,而是負有打造未來和諧社會使命的長期工作。然而,劇院是否真能達到這種社會作用,還有待考驗。

不論如何,難民潮對德國劇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劇院打著藝術自由與人道主義的兩面大旗,大肆地擴張其政治社會影響力,新型的政治劇場儼然在醞釀形成中。當邊界被打開的同時,德國戲劇藝術面臨了新的挑戰,進入了一個不確定的灰色地帶,到底藝術能不能「呈現」他人的苦難?能不能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現,如何代言,才不會陷入種族歧視與殖民主義的陷阱之中,才不會成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這些反而才是德國劇場的中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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