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一般說來，有「師」與「生」的藏身，余浩瑋以此形式寫作此書，初讀確實使我困惑，但一路讀下去，讀到他與恩師張皓期來往的故事，讀到他與父親從冷漠相對到慢慢打破疏隔，讀到他對青少年的接觸與體會，或許「演講」同時包含對張皓期的尊敬與對父親的反饋，以及向青少年乃至所有人喊話「我可以，你們就可以」的心情。這是余浩瑋版的《擊壤歌》。
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我與一群劇場友人無給職地共同經營一個民間表演藝術平台「每週看戲俱樂部」，自己的題目自己寫。有一天，我找到淡水去，訪問余浩瑋與「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訪後，余浩瑋領我在淡水重建街上一家小店吃東西，兩個負資產青年以五十元炒飯互敬，當然，要比負值，我只是不事生產，這位可是負債累累。
多年過去，余浩瑋從恩師張皓期（「花樣」真正的創辦人）手上接棒的「花樣」，地理範圍已經拓展至台灣中、南區，幾近全島，與其說花樣是高中戲劇社團之間的較量，倒不如說是一場年度例行的「破壞性創造」戲劇派對，而派對主角當然是幕前幕後的青少年們。我曾幾次造訪戲劇節現場，體驗花樣那種從前台到後台瀰漫的，粗糙比精緻更真實，原創（劇本）比翻譯更有感的氛圍，這一群工作團隊與參演的戲劇社共事、相處的樣子，猶如同儕間的結社。
到今天還是在「青春的第二條路」上
中學時期的青少年正值苦悶的年紀，心智逐漸成熟，卻被非上好大學不可的價值觀與校園的種種規矩，禁錮渴望狂放的身體，「花樣」正提供了一個釋放與創造的空間，包容他們對現實的無力、不滿與憂鬱，並且能讓他們用創作宣洩、表達，但參與其中的人覺得是限制也說不定，我們在理解「花樣」時，也得保留這一點反面的可能。但無論如何，回想我們自己青少年時期的整體狀態，使壞、叛逆幾乎人人都有過吧，使的壞通常不是為了要侵犯他人，或者滿懷惡意，而是不知道該怎麼釋放體內受抑的情緒與能量，所以拐了個彎暗示，但在戲劇（藝術）的場域，這些情緒可以很合理地用「表演」釋放出來，因為是扮演，就像戴上面具一樣，用戲劇創作與遊戲的方式把自己真實的心情拋出來。
在這本書，余浩瑋寫出了更豐富的體會：「或許在很多大人眼裡，參加戲劇社唯一的『收穫』就是課業退步。但是大人可能忽略的是，年輕人能在劇場裡得到多少收穫！戲劇是一門團隊合作的藝術，所以我們能從和人的相處與互動中學習到體諒、包容與負責。很多孩子因為經歷過課業與興趣之間的拉扯，但仍咬著牙堅持，心靈因此堅強的意志……透過劇中角色扮演的易位思考，則有機會去體會不同立場的處境，獲得察覺的溫柔……」
但余浩瑋不是一位置身事外的觀察者、戲劇活動主辦人，學業、家庭到做劇場的各種疏隔與挫敗，之於他，都是切身的經歷；他是中輟生，他與父親的關係，他做劇場一開始受家人反對而後負債……他自己就一直活在「青春的第二條路」上，甚至到今天還是。在我走進「花樣」的那些場合，總見余浩瑋不是用老師的位置與比他年輕的工作人員與戲劇社學生相處，而是像哥兒們一樣，直爽而親近地關心週遭人事，而我以為，這也是「花樣」氣質的一部分。從這一點，我便能理解他為何此書要以「演講」的章節結構與書寫形式呈現；而每一節的起始頁，必定引用來自不同屆、不同學校的「花樣」劇作的台詞，再往下展開，書寫的軸心環繞著我（余浩瑋）、花樣、青少年三者之間不斷迴旋，猶如不斷纏鬥的延長賽，只是，誰是那位下令中止比賽的裁判？
走這段「第二條路」並不容易
「演講」一般說來，有「師」與「生」的藏身，余浩瑋以此形式寫作此書，初讀確實使我困惑，但一路讀下去，讀到他與恩師張皓期來往的故事，讀到他與父親從冷漠相對到慢慢打破疏隔，讀到他對青少年的接觸與體會，或許「演講」同時包含對張皓期的尊敬與對父親的反饋，以及向青少年乃至所有人喊話「我可以，你們就可以」的心情。這是余浩瑋版的《擊壤歌》。也讓讀者更深地認識「花樣」及其所延展開來的各種活動與團體（例如花友團、紙袋人軍團等），而要走這段「第二條路」並不容易。
我從這本書讀到的，亦遠遠不僅是余浩瑋的成長記，還有像「花樣」這樣的戲劇節，正是如何回看與包容青少年破壞般創造力的場域，那些，我們都曾經有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