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最感謝台灣人，第一次返台是在我出國十年後，當時，我才真正感覺到自己回家了！在演奏時，感受到自己擁抱著大家，很希望把所學全都分享給國人！在德國，觀眾對我而言比較像陌生人，當然，陌生人也很重要，那會針砭我一定要更好，因為他們更像是『敵人』。但是，愛讓人更寬大，所以我還是最喜歡台灣人。」電話的那一頭，陳必先如此道來。旅德超過半世紀，專長各類實驗性的現代音樂、在德國知名音樂院執教卅多年的她，想來應是沉默寡言、談吐犀利、用字精準且有些距離，就像德國人或是她專長的現代音樂那樣。卻沒想到，她言談間處處都是一種溫暖、天真、樂於分享，就像她口中念念不忘的台灣，時間彷彿停留在她的九歲，就好像她從來不曾離鄉背井，隻身一人遠赴重洋一樣……

Q：您被譽為是荀貝格與現代音樂的專家，可否談談現代音樂對於您的意義？

A：這要從環境及藝術的功用談起。首先，以史托克豪森的《接觸》Kontakte為例，裡面有機器的聲音、休止的聲音、各種各樣的。從中我們體會到了，在現代外在的聲音可能遠比兩三百年前多。比如說「雜音」，若是我們能把雜音看作是音高，看作是可能會打動人心的音樂，那麼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加豐富。再來，我們其實很需要現代人表達他們的見解和想法。我們為什麼會需要藝術呢？那是因為我們活著，在生活中有所經歷！現在的人把自己想要講的話講了出來，別的人聽了，再告訴我們他的理解；現代人和兩百年前人的所思所想自然會有些不同，不過，我們生在現代，也需要給予同時代人表達意見的機會！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作曲家，但就像我，我在彈巴赫的時候，是用巴赫的音樂在表達我的理解和看法，在彈史托克豪森時亦然，我的角色是一個詮釋者。而什麼是音樂？音樂是一種專注，就像打坐一樣，你或許先預設了要打坐多久，然後就去經歷這時間內的過程，音樂也是這樣。每首曲子，也是在既定時間內投入專注，並在這個過程中做出種種舖陳與安排。

Q：所以，您是出於熱愛現代音樂而投入其中的嗎？

A：倒不是說我很喜歡，只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學、應該要去認識。這就比如，現在有許多讓人厭惡的政治新聞，像剛在尼斯發生的恐攻，人怎麼可能會兇殘到去惡意殺害別人？！雖然不喜歡，但你還是必須要知道這樣的新聞，音樂亦然！不論喜不喜歡，你都必須要去了解。我去學的東西並不一定都是我一開始就喜歡的；它也可能是我學了以後，才開始慢慢愈來愈喜歡它的。有位德國教授曾說，我們應該要教導學生如何「喜歡」。我認為觀眾也是，正因為對現代音樂陌生，更需要去學習。妳剛剛說我是現代音樂專家，其實我不太贊同，在國外，比起很多人我算不上是專家，而且就現代音樂而言，它也並不容易去評判，有可能現在的我其實懂得還不夠，而以後的人會比我更懂，這一切其實都是相對的。我在演奏現代音樂的過程中，往往發現，我學得愈多，就愈覺得自己很渺小，我其實懂得不夠，我還需要更加多認識它一些。

Q 可是現代音樂常讓觀眾卻步，您可否給予觀眾一些聆賞方面的建言？

A：不需要。在七○年代，史托克豪森曾代表德國去參加世界博覽會，他到日本展示他的音樂！史托克豪森非常佩服日本人的態度——人來了，不先批判，就是安安靜靜坐在那裡專心聽！你讓我聽，我就來聽，我會試著用自己的方法來理解你的東西。其實，即便是去聽巴赫和莫札特，也是只聽到自己理解的部分啊！我們常有個壞習慣，就是去聽音樂會只願意聽自己已經認識的東西，只想去比較這個人彈的和那個人彈的有什麼差別，但音樂不應該是這樣的。在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間，德國文化正處於下坡，史托克豪森在廣播節目中為大家解釋什麼是「聽音樂」，在其中討論到了什麼是音樂？他表示，聽音樂也是需要練習的，你聽到的音，是高的是低的？是長的是短的？你聽到一個音或雙音還是多音？

Q：所以，欣賞現代音樂，觀眾並不需要特別準備，只要像一張白紙，來到現場打開自己的心，盡情去感受即可？！每位觀眾對樂曲的感受不盡相同，也是OK的，對嗎？

A：對，就是這樣沒錯！其實，什麼是音樂？什麼是音？音樂不過就是由不同的音所組成的曲子。如有人來問我為什麼演奏現代音樂？我會建議他先試著創作一首曲子，這就像寫作，首先，你會先找到一個讓你特別感動的字，然後開始敘述你心裡想要講的話，而音樂也是如此，它從一個音開始，再一點一滴發展成一首曲子。就好像巴赫，他想到用他的名字BACH 來作一首曲子一樣。所以，聽眾只需要先安安靜靜地聽，不需要先評判，然後，在音樂中慢慢放空，達到一種無我的境界。

Q 您在廿出頭時便連續獲得 ARD、荀貝格和巴赫大賽的首獎殊榮，您當時為什麼沒有選擇馬上投入職業演奏家的生涯而是選擇教職呢？

A 我其實並沒有很喜歡教學。十三歲起一直到拿獎為止我都是為了賺錢而教琴。那時只要教十個學生，就可以過簡單的生活。一九七三年我把弟弟和妹妹接來了德國。我認為，父母很辛苦把我送來德國，我也要同樣照顧弟弟妹妹，以報答父母。當時，除了要趕回家燒飯外，平均每天要教弟弟三小時鋼琴、三小時德文。即便是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來邀演，我也沒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好好準備演出，這對剛得大獎的我而言，其實影響非常大，也就是說，在我最紅的時候，我遇到這樣的困難。還好我弟弟後來成為了很有名的鋼琴家；之後，我自己也結婚了，當時的先生就是現在當紅的艾特福斯（Peter Eötvös），他那時候還默默無聞，沒有錢，什麼都沒有，我後來也是想辦法把他給捧上來，他現在很成功，當然，在他成功的時候，便離開了我。我想，愛就是，我看到你需要什麼，我就給予你什麼，不管我自己會過得多辛苦！

Q：那麼，是因為怎樣的理想，讓您數十年來奉獻於音樂教育中？

A：最初，我並不是自己決定要當鋼琴老師的，是有個人要去美國，請我代理一年，但沒想到，他就留在了美國，後來學校就問我可不可以繼續教？他們知道我有意願後，卻不肯給我原來那位老師的專任待遇，只願意給我一個約聘僱合約，這在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其實，在國外，他們還是看不起外國人的。因為我是亞洲人，他們也不認可我的實力……在科隆常有閒言閒語：「陳必先彈得那個樣子，很怪，和我們都不一樣。」當年ARD的評審可都是來自各國的重量級大師，但就連最公平的、採圍幕方式進行的巴赫大賽，我即便在評審根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什麼膚色、什麼年紀之下，獲得了首獎的肯定，大家還是不願意認可我。

當年我的同事們，沒有人出去比賽，但他們就一直到處傳說我很怪很糟。後來，我轉到弗萊堡任教，流言也跟著傳到了弗萊堡，那裡的人一開始很緊張，想說選好的人又不能退，不知該怎麼辦。今年，我終於要離開弗萊堡了，在五月時辦了個惜別演奏會，校長也出席了，聽完後大家很感動久久不願意離去。那天，我演奏了半小時的現代音樂，下半場則是舒伯特，很多同事都吃驚：「我們都不知道，妳原來是彈這樣子的！」連我的學生都說：「喔，我們不知道，原來妳教的和妳彈的不一樣！」這是當然，我只能教給學生技巧，至於音樂的靈魂，那必須得個人自己去琢磨。

Q：您曾在德國幾所知名音樂院中任教，您覺得歐洲學生和亞洲學生有什麼差別？

A：我的德國學生最近都在躲我，德國小孩現在罵不得，他們不像亞洲競爭激烈，不會想努力。這和歐洲的基督精神有關——即便你不好你也是一個重要的人。在亞洲，如果我不夠好，我就沒有希望了。但歐洲年輕人，我叫他要改，他們就走人，說我罵了他，他受不了。不過，現在慢慢中國人也變這樣了。早年，台灣學生程度不太理想，我還被同事譏笑：「妳看看，台灣出來的，程度都這麼差。」但是最近變成，最好的都是台灣出來的！因為台灣人會想去聽很多唱片，而在台灣，學校的音樂基礎、樂理都教得好，而且台灣人的耳朵比歐洲人好，很多人有絕對音感。唯一差別就是，人跟人的關係、習慣有所不同。

不過，現在的歐洲人也慢慢這樣。現在人的教育不是自己看書來的，都是外來，比如學校演過什麼戲或是看了什麼電影，滿街的劇院，國家給予很多教育型態的表演，他們只要當觀眾就當學過了，然後不再去思考，非常流於表面；過去的教育是，你讀了這本書，必須去深思去討論，不停地自我思考；另外是語言方面，中文的語言邏輯句子很短，每個字都重要，反映到音樂上，學生就比較不會處理一個長樂句。而一首曲子很長，有頭有尾、有重點，不是每個部分同等重要，這我通常必須要教導亞洲人，而歐洲人就比較容易明白，因為他們的語言就長這樣。

Q：今年九月，您將與科隆愛樂成員連袂來台，並演出一系列第二維也納樂派的曲子，可否來聊聊這次的曲目？

A：其實，這是科隆愛樂的奧立佛．舒瓦茲（Oliver Schwarz）的點子，他非常喜歡台灣，總想為台灣做點什麼，所以這次來台，希望可以給台灣的觀眾——特別是孩子——介紹《第二維也納樂派》的音樂，並選擇這些作曲家剛開始嘗試作曲時的作品。第二維也納樂派不再使用大小調，強調每個音都平等，沒有哪個音比較重要。這次介紹維也納，也就是比較德奧系的音樂，在我看來，音樂和語言及生活習慣有關，而音樂的發展也和聽眾如何去聽、如何去喜歡有關！你的欣賞來自你的經驗，和任何人都不同。我彈琴時，可以感受到聽眾喜歡聽哪方面，久了以後，對自己的演奏發展也會有幫助。這次有機會返台為大家介紹現代音樂，我很開心，我父母這麼辛苦地送我出國，我也想要回饋給大家，有人願意來聽我彈琴，我都很願意把我會的全部分享出去，特別是對台灣。多年來，是台灣給我的經驗和愛護，讓我願意付出，也讓我變得更豐富、更寬大，更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