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波大劇院興建，除了衛武營之外，台中並沒有新的音樂廳，這毋寧是一項缺憾，因為眼前對於台北與台中而言，對於符合國際聲學標準的音樂廳的需求，畢竟是強力而迫切的。
大型劇院是跟著都市誕生的，人口密集度自然是很重要的指標之一，但是我們的政策很少從現實條件，以及表演藝術內容、觀眾的發展與需求，來進行論述與推估，多半是將蓋劇院視為國家文化建設的一環，然後才來解決內容與營運問題。也就是說，在花了將近廿年解決了讓北中南各有一個大型劇院、完成基礎大架構之後，台灣表演藝術發展的下一步呢？面對未來可能會新生的挑戰與評估呢？經營走向與平衡點在哪裡？這些都是才剛剛開始冒出來的重要問題，而且會愈來愈多。
大劇院時代來臨，演出人員工作機會的增加將遠低於藝術行政與技術人員。大劇院解決的是大團巡演與檔期的問題，但是台灣本土團隊究竟又有幾個大團，又有幾個有藝術與財務能力從北到南巡演？又有幾個團能夠做到跨縣市的連結與動員？節目量在迅速增加，但每增加一個演出場地就要多幾萬個觀眾，然而我們很少從需求量倒回來評估。兩廳院發展卅年才到現在的光景，當時與現在的人口、經濟結構完全不同，劇場的文化使命也不同，光是從以往的文化建設轉到現行的文化經濟就已經不容易了，劇院如何與地方的文化及經濟脈動掛在一起，這又是難上加難的挑戰。劇院資金不足，不容易自己做節目，買節目容易，做節目難，但是沒有自製節目就不會有藝術工作者在地就業，更不會因之而帶起觀眾質與量的發酵，結果不要是造成國際性團隊行走與銷售北中南的便利性，對於在這不均衡的競爭態勢中，造成本土團隊因先天題材、資金、人才、技術、市場等不易克服的因素而遭到擠壓倒閉。
無論是從參與或是欣賞兩個面向來看，表演藝術必須從根本入手，融入中小學校課程，這不單是為了找到觀眾，而是因為表演藝術的欣賞能力需要透過教育來培養，且必須更進一步讓民眾認同並參與表演藝術，用它作為社會各種觀點與感受溝通表達的平台。
至於台灣的表演藝術如何與世界對話，要回答這問題，可能必須先釐清對話的目標。台灣的藝術家從中美斷交後就肩負著國際外交的責任，對於經歷過中美斷交的世代，藝術結合外交是必然的使命，但是九○年代文化商品全球化，我們的政策並沒有轉型跟上，現今我們的全球化只是著眼於去別的國家演出，而不是開發具有全球或跨國市場的文化商品。
此外，台灣現在倡導多元化，我們也以大國多元化的經驗當作我們發展的參考案例，但是實際上台灣在人口分布與組成、地理環境、經濟發展各方面都有相當的先天限制。整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表面上的多元化反而會使各個領域都資源不足。多樣化、全面向發展是資源更雄厚的國家才能做的，我們有多元化的人口組成，若是一味想要文化符合政治正確，是否反而無法聚焦發展，變成兩頭空？在這大劇院時代到臨的開端，我們是否也該重新盤點檢討這卅年來的政策，適度調整，以便凝聚想像共同的未來？
大劇院時代對中老年世代的工作者不會馬上有太大的影響，但對年輕的劇場工作者將是個危機，也是挑戰。首要是認清並面對眼前你的觀眾，而不是一步就想國際化，了解如何尋找自己及他人所關心的事物，融入更多社會觀察與人性剖析，針對未來個人與社會多點想像、關懷與批判，感動並娛樂你我眼前的觀眾，這樣大劇院才有機會在這充滿著社會內在衝突與撕裂的時代大環境裡，扮演起德國劇院在十八、九世紀的角色，成為公共議題與分享感受的表述場所，那將才會開啟台灣真正的「大」劇院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