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黛麗.赫本拍攝《窈窕淑女》時,與攝影師Harry Stradling(左)合影。
奧黛麗.赫本拍攝《窈窕淑女》時,與攝影師Harry Stradling(左)合影。(本刊資料室 提供)
藝活誌 Behind Curtain 歌舞電影,再領風騷?

走唱於舞台與銀幕之間

關於「音樂劇電影」與「電影音樂劇」

不論是音樂劇電影還是電影音樂劇,共通的本質皆是音樂劇,不同的是訴說的形式和媒介;不是表面劇情的搬遷,亦非僅僅只是戲中有歌、角色唱歌而已,更關鍵的是整套敘事思維的轉換。

不論是音樂劇電影還是電影音樂劇,共通的本質皆是音樂劇,不同的是訴說的形式和媒介;不是表面劇情的搬遷,亦非僅僅只是戲中有歌、角色唱歌而已,更關鍵的是整套敘事思維的轉換。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音樂劇已然發展成一類獨立的劇種,將歌舞融入了戲劇之中,結合了故事與娛樂,催動歡笑與淚水,可說是最易貼近觀眾、最具商業潛力的劇場形式。一九二○年左右,隨著有聲電影的崛起,音樂劇的表演場域從原本的舞台上延伸至銀幕中,促成了史上第一部載歌又載舞的電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不僅象徵著電影從無聲到有聲的過渡,也為「音樂劇電影」發展史寫下了扉頁。

自此之後,音樂劇電影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締造了不少成功之作,開創了不少票房佳績,使得一九三○到一九五○年初期成為了音樂劇電影的黃金年代。但到了一九五○年後期,一來電視的發明使得觀影人口銳減,連帶地衝擊到了電影產業,二來由於重新書寫、發展新的原創題材需要耗費更多資金和人力,於是許多製片公司紛紛直接前往百老匯取經,尋找現成已有不錯口碑和票房的音樂劇舞台製作,加以改編成電影,例如由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主演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由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主演的《妙女郎》Funny Girl,及由鮑伯.佛斯(Bob Fosse)執導的《酒店》Cabaret等。這些作品不僅以全新面貌問世,在影像藝術上也有極佳表現,因此榮獲多項奧斯卡金像獎,同時作品藉由影視的力量將觸角延伸出去,吸收了更多觀眾群,獲得了更多的回響。有了這些成功的案例,爾後開始有更多改編自舞台音樂劇的電影作品生成,蔚為潮流。

從舞台躍上大螢幕,撼動全球萬千影迷

不過,就像一般音樂劇一樣,音樂劇電影並非票房保證,既然有成功的作品,當然也有不少失敗之作。造就這些作品成敗的因素,除了商機、行銷之外,作品本身的構成是否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呢?事實上,音樂、戲劇、電影乃屬三種不同敘事本質,各有其構作語法和邏輯。任一環節的成功已經不易,三種不同媒介的共構更非硬湊一起、胡亂雜燴。單就音樂劇來說,表面上是音樂與戲劇的結合,但光是戲裡有歌、華麗場面,並不全然成為一齣音樂劇,音樂劇構作上所重視的「戲劇的音樂性」和「音樂的戲劇性」,例如曲式如何說戲、結構如何節奏、聽覺如何刺激視覺、視覺如何呼應聽覺等。同樣的,音樂劇電影不是只將劇情內容、音樂歌曲一成不變地從舞台上硬生生挪移、套用至銀幕中就即可,更重要的是,影像敘事上怎麼演繹、怎麼調整。因此,一齣好的音樂劇電影,並非音樂、戲劇、電影三者苟合,而是運用影像先天的技術和形式,重新編排提煉,視為一個獨立的創作體。

音樂劇自舞台到電影「轉型」成功的製作十分眾多,不計其數。以近期幾部製作為例,勞勃.馬歇爾執導的《芝加哥》Chicago,以低彩晦淡的復古色調、謀殺事件的嚴肅氛圍為基底,歌曲不時穿插其中,如〈Cell Block Tango〉、〈Mr. Cellophane〉、〈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等,融合了多元的舞台元素,以多彩的燈光、多變的舞蹈打破了現實的沉重,時空不斷跳躍,鏡頭不斷跳切,切換過去與現在,轉換現實與虛境,時而現實的單調成了虛境的起拍,時而虛境的節奏呼應著現實的步伐,兩兩相互觀照,以精湛的電影語法、鮮明的導演風格轉譯了舞台原著。

二○一二年電影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改編自暢銷多年、膾炙人口的同名舞台音樂劇,樂曲震撼人心,場面氣闊萬千,迴盪著可歌可泣的悲壯之感,除了這些原著既有的元素之外,更特別的是,此製作是現場收音,演、唱同步,使得演員情感能直接流露,加上特寫鏡頭的聚焦作用,更加強化了角色塑形,其中安.海瑟薇飾演的芳婷所演唱的經典曲目〈I Dreamed A Dream〉,一鏡到底,不僅框住人物,凝聚表演濃度,增強戲劇張力,特寫效果亦彰顯了她幽微的情緒起伏、豐富的歌詞層次,從對人生的希望、卑微、沮喪、哀求、控訴、惶恐、痛悟,最後面無表情,猶如槁木死灰,使得這首詠嘆不只是獨唱,更是一段充滿心境轉折的獨白,精準刻劃了大時代悲壯底下的小人物蒼涼。

成功不是理所當然,轉譯全得靠功力

相較於成功的作品,失敗之作或許更多。電影《金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於二○○一年推出音樂劇版本,成績斐然,勇奪當年美國舞台劇最高殊榮東尼獎多項大獎,後來又推出了音樂劇電影版本,不過幾乎與最初的非音樂劇版本如出一轍,保留了原劇的語言機鋒,但鏡頭表現中規中矩,不僅無法帶出喜劇的活潑生動,亦無法烘托音樂劇鮮明的節奏,連表演策略也未因媒介不同而有所調整,偏重效果,甚至有時像在舞台上一樣浮誇,因此有負評表示:「與其說此製作是部電影,不如說是舞台劇的錄影。」

音樂劇《最後那五年》The Last Five Years,獲得多項紐約劇評人獎提名,自二○○一年首演以來,全球巡演至今不斷,除了音樂動人、極富層次之外,更特別的是,該戲開創了音樂劇敘事(甚至一般戲劇敘事)的另一種可能性,男女雙線平行倒敘,單一舞台上同時容載了兩兩相反的時間、情緒、氛圍,形成衝突,看似貌合神離、毫無交集,漸漸相會於男方向女方求婚的劇情中點,爾後繼續平行,形同陌路。如此充滿巧思的結構安排,簡約而深刻地描繪了感情聚散的無奈。但二○一五年推出的音樂劇電影版本,試圖以快速而俐落的剪接拼串兩線,影像感十足,就電影手法來說顯得稀鬆平常,過於理所當然,難以轉譯原著的敘事手法,表面上劇情適切搬移,卻未能承襲舞台版的革新精神,淪為一部平淡無奇的MV式情愛電影。

搬過來、改過去,一個故事、多樣呈現

舞台與電影之間的轉譯關係,不只前者對後者的單方輸出,亦有後者轉為前者的基礎,是雙向互通的轉換。由電影改編而成音樂劇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從早期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第四十二街》42nd Street、《異形奇花》Little Shop of Horrors到近期的《沉默的羔羊》Silence!、《蜘蛛人》Spider-Man: Turn Off the Dark、《艾蜜莉的異想世界》Amélie等,不論原著是歌舞片還是劇情片,這些「電影音樂劇」的原著劇情大多完整,已備一定的故事品質,而降低了發想新劇本的過程中可能失敗又可能抓不到觀眾胃口的風險。再者,如果已有原本電影的成功例子在先,口碑已先通過考驗,那麼票房至少會有一部分穩固的基本盤。此外,電影如何舞台化,常令人有所期待,特別是充滿對比現實世界、富饒奇幻元素的作品,不僅給予舞台呈現極大的想像空間、提供曲目多彩多層的調性基礎,亦貼合了音樂劇中「音樂」所具有的暫離現實、過渡時空的敘事力量。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迪士尼動畫片都適合且後來也都有音樂劇改編,如《美女與野獸》、《小美人魚》、《阿拉丁》以及今年夏天即將粉墨登場的《冰雪奇緣》等,加上早已深植人心的電影主題曲,整體在創作上和商機上都具備相當良好的發展條件。

如果說音樂劇電影常會面臨到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以電影感來敘說音樂劇,那麼同樣地,當電影劇本搬到舞台上,該如何從中找尋、創造舞台感,也是關鍵所在。《獅子王》The Lion King與《史瑞克》Shrek皆融入偶戲的概念,用以呈現有別於常人常規的世界:前者將萬獸偶化,栩栩如生地將動物搬上舞台;後者將人物偶化,藉由不同身體質地、柔軟度,呈現出異地國度的詭譎。《金髮尤物》Legally Blonde則以鮮豔的色調、華麗的舞台、流暢的轉場,成功轉換了電影裡快速短促的畫面節奏及活潑輕快的視覺調性。《舞動人生》Billy Elliot更在音樂劇中添加了一段原版電影所沒有的長段獨舞〈Angry Dance〉,猶如主角的詠嘆獨白,以自身擅長的舞蹈語彙,表述對於父親拒絕讓他跳舞的憤怒心境,象徵某種反叛的宣告,同時串織了外面正在進行的罷工暴動,兩種攸關個人尊嚴的權益抗爭同時並進,衝突劇烈,加上曲子末段依稀出現的〈天鵝湖〉樂章飆速且諷刺著當下情景,使該幕情緒拉鋸達到了最高潮。

總的來說,不論是音樂劇電影還是電影音樂劇,共通的本質皆是音樂劇,不同的是訴說的形式和媒介;不是表面劇情的搬遷,亦非僅僅只是戲中有歌、角色唱歌而已,更關鍵的是整套敘事思維的轉換。近來,漸漸開始有不少台灣電影嘗試改編成音樂劇,如《不能說的秘密》、《海角七號》等,屆時勢必帶來不小的商機,但唯有深入了解音樂劇構作方法,徹底打通不同敘事載體的任督二脈,才能讓作品的成功非僅歸於行銷手法、聲光效果,而讓創作層面的思考也能延續,成為後世音樂劇製作的參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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