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故事必須從《新世界》講起。

一八九二年，當德弗札克（Antonín Dvořák，1841-1904）踏上這塊土地時，豐饒的農牧礦業產量，為南北合一的美利堅合眾國，籌備了實現文化藝術所需的資財；各地興起的實業家如鐵路大亨亨廷頓（Henry Huntington）、鋼鐵大亨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銀行家摩根（J. P. Morgan），與其篳路藍縷的父輩相比，增添了份文化氣息，兩代人累積的財富，盡在博物館和圖書館創建上爭豔。富人們從歐洲高薪請來了各種藝術家，《新世界交響曲》就此誕生，那響徹歐美大陸的蒸蒸日上、大好氣象，昭昭然向世界宣布：泱泱大國，旋即降臨。

末後那充滿憤怒、恐懼、逃難與死亡的廿世紀，因著戰爭或非關戰爭所帶來的移民，一批批來到這塊土地，落實了美國民族大熔爐的美名，世界各種文化也在這塊土地上重新發芽茁壯。

既熟悉又陌生的新舊融合

即將來台演出的小提琴家諾亞．班迪克斯-巴格利（Noah Bendix-Balgley），與其所屬的東歐猶太族群，便是這群新移民的一支。他們既新且舊，「新」在於面對新大陸種種刺激，在充滿機會與命運的浪頭上，與不同民族的鄰居們既角力又合作，接收各樣新的文化浪潮、哲思主義。這是為了生活，為了適應新環境，不得不開放的「新」。

而「舊」的部分，則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傳承，像是潛藏在基因裡命中注定的因子，又像是我們對某些民族的刻板印象。似乎很難找出明顯的因果邏輯，只知道幾世紀下來，時間自個兒證明了某些民族，就是擅長某種技術，而另外一些，就是具備某種藝術涵養！

在諾亞身上看到的，就是這份既熟悉又陌生的新舊融合。

目前處於事業巔峰的班迪克斯-巴格利，簡歷上列著：

隆-提博國際大賽三獎（2008）

伊莉莎白女王國際音樂大賽首獎（2009）

匹茲堡愛樂首席（2011-2015）

二○一四年起任柏林愛樂首席

亮麗的名銜排將下來，人生勝利組的意謂不言而喻，人們不禁要暗暗揣想：這又是哪個神童，出生於哪個音樂世家，哪個鷹爸虎媽的栽培下，幾十年寒窗苦練出一個小提琴家？

鄰家男孩  不只是「人生勝利組」

然而在這次的訪談過程中，諾亞除了些微的謹慎感覺出的小緊張外，那副自在、美國郊區隔壁好鄰居的模樣，不但不具備任何神童色彩，沒有寒窗苦練的悲情，更沒有明星架子、大師傲氣。他就像是那個週末空閒就會去看大聯盟球賽，冬天自己換裝防滑輪胎，開著車就上山滑雪的鄰家靦腆大男孩。

諾亞出生在一個沒有音樂背景的家庭，小時候因父親舞蹈工作的緣故，經常搬家。四歲時剛學會閱讀，看著一本圖文並茂的兒童音樂書，爸媽不知怎麼的，看出他的興趣，決定讓這小子學上個小樂器。如同許多美國小孩一般，諾亞從最普遍的鈴木教學系統，開始了他的小提琴之路；七’

八歲時，觀摩父親教授猶太傳統舞蹈，那既優雅又奔放的猶太小提琴聲，更增添了他對這小樂器的喜愛。十歲時，正式進入了西岸一個小小的音樂學校（現名Crowden Music Center），最開心的事，莫過於和小夥伴一起演奏室內樂，學習音樂理論和相關的人文常識。那時如孟德爾頌、舒伯特等，今日再回顧都覺得不容易的八重奏，已是這群青少年的曲目名單；而課堂中隨手寫來一曲賦格，想想也不算件難事。然而日子再美好，三年後，諾亞一家還是離開了該地，搬到了中西部。

就這樣，小提琴伴著他，從東岸搬到西岸，從西岸搬到中西部，再從中西部移動到歐洲。一路上除了親愛的家人，就是上一個年代的老錄音，其中不乏猶太裔大師們獨特琴音，如史坦（Isaac Stern）、曼紐因（Yehudi Menuhin）、海飛茲（Jascha Heifetz）等。

有趣的是，這些大師跟著上世紀的移民潮，從東歐輾轉來到了美國，而諾亞的移動路線，正好相反。前輩們畫了地球半圈來到了大西洋的對岸，他再畫了半圈，回到今日對外開放、人道友善的柏林。這其中的意義，或許不是「人生勝利組」這樣單純的詞彙所能涵蓋。

努力淬煉獨特琴音  與觀眾真誠交流

從個人的角度來觀看這個現象，就如同諾亞所說：「比賽和職位的爭取，絕不是一位演奏家的最終目的地。」表演藝術的本質就是一種尋覓，演奏家就是作曲家與觀眾的橋梁。於作品端，他必須不斷尋找、推敲出樂譜上所暗指或明示的意涵，伴隨著時代變遷，那本來的意涵或者延伸出更豐富的文化深度，或者加入了新的情緒，最後，這些抽象的概念會在演奏家的腦袋中，形成獨特的音色與語法。而在觀眾端，演奏家則必須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嘗試，把上述在腦海中出現的聲音效果，實際化成音聲，投射到觀眾的心田裡。畢竟聲音若不對任何人產生意義，那或許就與噪音無異了。

對於諾亞來說，上述這番有點像大道理又有點繞口的話，絕不是打高空，更不是自命清高，就算是屢次獲獎的他，也經歷過艱難的低潮期。唯有將音樂、演奏視為長遠志業的心念，才能帶他克服各個難關，不斷突破自我，成為今天的他。

事實上我們可在歷史資料中，翻找到諾亞在二○○九年伊莉莎白賽前專訪時，那掩不住的緊張與羞澀；在二○一四參加柏林愛樂面試時，也聽他直言不諱地談及，那份在所有團員面前演奏莫札特協奏曲的緊張感。然而不管如何，他不變的信念，就是要與大家分享音樂，盡力讓自己享受於演奏的當下。因此，台下觀眾得到的是一位藝術家，他盡其所能地淬煉出獨特的琴音，真誠地與您交流。

聆聽諾亞的演奏是一種特殊的經驗，他沒有一般小提琴家絢爛華麗的氣質，取而代之的是神奇運弓所帶來的長長樂思，厚厚紮實的底蘊。其樂句的塑形，彷彿連他自己都難以預料一般，舞台上的時時刻刻皆是最令人屏息以待的巧妙。那是一位藝術家真正放下舞台「說服」與「侵略」的本質，轉而以可能出錯、可能不完美的親切姿態，與台下的每一位觀眾碰撞出當下的美好。

是故，縱然我們的小提琴家在他的學習歷程中，已熟知歐美兩洲各地的風格，已深習各個小提琴學派在往昔所留下的經典詮釋：例如德奧的貝多芬、莫札特該有的典範，法國的德布西、法朗克該有的情調。然而在這些風格架構之上，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願意冒險、放膽一試的個人突破。這絕不是急於創新、特立獨行的冒失行為，相反地，是兢兢業業，在每次的舞台當下，累積出的個人藝術生命。

若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諾亞的出現，稱呼他為一種現象，亦不為過。

回到音樂本身  為新時代找到新聲音

過去一百多年的小提琴演奏藝術史，主人翁泰半由猶太裔大師所擔當，他們從白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波蘭等東歐各地，經歷戰亂流離，紛紛移往美洲大陸。傳奇般的生命歷程，彷彿就是上個世紀集體的輓歌。散落在東歐各地的猶太大師，忠實地扮演了音樂與當地文化轉換器的角色，把在地的各種色彩融入了小提琴音色中，密爾斯坦（Nathan Milstein）所在的黑海沿岸自有其溫暖甜美，海飛茲所在的波羅的海即顯示出某種明亮俐落，北至莫斯科冷冽風雪中，嶄露的就是歐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肅殺裡的溫火。聆聽他們的樂音，正好領略了這一世紀以來歐美各地的紛擾與起伏，撇開經紀公司需要的廣告渲染，那時代的樂聲，仍舊是那時代文化的忠誠呈現。

到了本世紀，當所有的傷痛看似已被撫平，人們焦慮地在速食文化的太平盛世中生活，這些經典的音樂，這些充滿悲劇色彩的動人旋律，已淪為各個國際比賽中爭妍鬥豔的比拚項目時，諾亞的出現，似乎是一種啟示，讓人對古典音樂的傳承有另一番理解。

的確，充滿傳奇色彩的大師時代已經過去了，而各個唱片公司與經紀公司接下來所營造的神童潮流，也漸漸使觀眾疲乏麻木了，還能存活下來的，就是諾亞這樣的藝術家。他們回到音樂的本身，為新時代找到新聲音。一位美國出生的猶太人，帶著新世界的活力與明朗，一面追本溯源找尋自己猶太傳統音樂的根，一面在歐洲古典音樂裡創造新的詮釋，那正是這個世紀需要的能量。

近年匹茲堡愛樂，特別看重諾亞與猶太傳統音樂（Klezmer）相關的背景，特邀其創作一首為小提琴和管絃樂團的Klezmer協奏曲。深知兩種音樂文化差異的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老實地說：「Klezmer本身即興自由的特色，與管絃樂團及古典音樂語法，總是會有扞格的。」不過所幸，任何的即興特色，仰賴的無非是團員的高度默契，以諾亞喜愛室內樂合作及他與匹茲堡愛樂團員的情誼判斷，這首作品在匹茲堡愛樂的演出下，一定帶給觀眾許多熱力與驚喜。

也正如同諾亞在其他訪談中透露的，此作品純粹是一種嘗試，它並非（如德布西或荀貝格一般）在宣告新穎的作曲技法。不同的元素只是他表達情感，表達音樂的一種方式。或者說，諾亞是以音樂實踐者的角度，務實地為兩種音樂文化尋求一個相遇點，而這樣的概念確實與廿世紀作曲家為創新而創作的美學觀相異。它就是兩種文化能量碰撞下，自然而然的產物；是生活於兩種音樂文化間的音樂人，他內在對於表達音樂的基本需求。

展現更開闊、更切合實際的世界觀

我從諾亞身上看到最令人興奮的特質，在於他縱然知道古典音樂的未來，充滿著各種難題：比如在深度文化的傳遞上，經常被大多數的學習者所忽略；或者在速食文化與功利主義的交相逼迫下，音樂演奏常常僅剩下快狠準的機械式操作。然而，在討論及亞洲與歐洲音樂學習人口的消長與變遷時，他卻一點也不憂心，因他相信，任何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在經過一定程度的培養後，都能成為一流的小提琴家，就算韓國人拉出的貝多芬再硬了一些，日本人奏出的莫札特再空靈一些，各有各自的風味，他們都還是一流的提琴家。

或許，這就是幾代猶太裔小提琴家在地球轉了一圈，過了一個世紀，好不容易回到原點後，所換得的文化新能量：一種更開闊、更切合實際的世界觀，一個屬於這個世紀的文化演進模式。

世界正變化著，文化正快速地流動著，看似精緻文化正要慢慢消失之際，我們在新一代小提琴家班迪克斯-巴格利的身上，看到那既新又舊的特質，那是新世界經過一百年後誕生的老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