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英國「克萊德製作」受邀於今年臺北藝術節演出的《金錢眾議院》，製作成本看似精簡小巧，但其極為高明的文本與細緻的規則設計，引發參與者情緒與關係的有機流動，激起後續網路與現實中反饋熱烈，演出仍持續在演後多音進行，每一種感想與討論都令人反芻參與當下的情境，值得咀嚼再三。本劇與其說是劇場集體即興參與式演出，不如更像是一場以藝文命題包裹的寫實社會實驗。

本劇觀眾（參與者）在購票時即有兩種選擇：支付票價三百元，並投注五百元籌碼的「玩家」，與票價八百元台幣，可在演出行進間額外投注五百成為玩家的「旁觀者」。演出開始後，十五位玩家將在約兩百名旁觀者的注視下，遵守特殊的遊戲規則：不得捐助、不能平分、需於一個小時整做好決議並簽署好同意書（提前決議無效）、無決議則現場籌碼將強迫留給下一場玩家。由此開始進行為時一小時的金錢使用討論。

非理性提案製造戲劇高潮

正如同霎那遭遇巨變的群體，一群素未謀面、只因對藝文喜愛而聚在一起的玩家，有默契地自行分工認領社會各式角色：引導討論前進者、提案者、附議者。整個中山堂議事廳倏忽分成兩種場景：希望能和平達成協議，縮小自我已達大我實現的玩家群，以及因著議事進行一團和樂而心癢難耐、期望更多戲劇性討論出現的旁觀者，彼此在互不以實際行動干擾中以氣場與騷動相互角力。於是，時至一半，開始有旁觀者忍不住投入五百元籌碼加入玩家行列，用以打破婉轉與和諧的待人處事，提出張顯個人慾望的「非理性」提案，試圖刺激更多關於金錢支配、超越社會秩序、離開倫理與道德的想像，也造就了本劇機動性、不可預期的戲劇高潮。

週六下午首演場在開議近四十五分鐘時幾乎達成協議：協助台灣新生代劇團至日本巡演的演出經費補貼。而就在五十五分鐘時，另一位旁觀者投錢成為玩家，他不同意檯面上所有選項，「我覺得我花五百元就能狹持你們所有人（的決議），我覺得很爽。」而其他玩家們在時間所剩無幾的情況下，只能被迫接受這個看似無達成協議的結果（但為何都接受無結論，不能成為另一種共同同意的結論呢？）。

許多參與者後續討論針對協議的達成與否、金錢是否成功使用，作為該場玩家好不好的指標，受到較多讚揚的為週六晚場達成決議、將籌碼購買劇場演出票券的結局。但「成功使用籌碼」是否必然等同於對所有人的「好結局」？從戲劇張力而論，未達成協議相對在議事過程更具有衝突與分歧，對觀賞者未必是非良性的發展，而就玩家而言，上一場未能成功使用籌碼，也可擴大下一場玩家的額度，結局的好與不好，只存乎個體感受，與本劇的設定與成功定義無涉。

現實中真能放棄小我追求大我嗎？

另一有趣的現象為，在具有共同標的與時間壓力的狀況下，玩家們幾乎跳過社交裡最基本的自我介紹儀式，唯在提議時因涉及說服他人，才多少偷渡部分的自我社會身分於其中。「自我」在慾望在公眾化的情況下，無限縮小至近乎消音，玩家在眾目睽睽下，更願意選擇更多人受益、更「均善」的選項，而非支持個人私慾滿足的玩家提議（註）。即使在藝術自由的安全保護下，玩家們仍難以跳脫「眾好」的社會主流規訓，讓更多人受惠是否就等於較為公平？而公平真正的價值又是什麼？個人在民主社會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時，是否真的如同演出般，願意放棄心中所欲，成全看似與己無涉的利益？

無論那筆七千五百元或以上的籌碼是否被使用，其所映照的社會現象，以及延伸的討論，值得以長期紀錄片的規模對待，也期待劇團能在此計劃累積多國與一定場次後，能提供其製作方的人類觀察觀點。

註：週六午場有玩家提出要抽一名觀眾送他出國，支持者明顯占下風。另有在中山堂改變燈具、租電腦燈給下一場玩家的選項，皆未獲多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