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諾黑的《偶像》透過紀實創作和即興發展,讓風靡九○年代藝文圈的六位同志創作者展開一場虛構的對話。
歐諾黑的《偶像》透過紀實創作和即興發展,讓風靡九○年代藝文圈的六位同志創作者展開一場虛構的對話。(© Jean-Louis Fernandez Les Indépendances 提供)
焦點專題 Focus 從「叛徒」出發 追尋劇場愛滋啟示錄╱藝術回應

追憶那個美好卻殘忍的年代 愛滋風暴後,法國劇場給予現世的啟示

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視為世紀黑死病的愛滋在法國肆虐,造成民眾深刻的恐懼,面對這場風暴,法國藝術家也藉著創作探索生命抗爭背後的人性價值。如劇場導演莫虛金、舞者暨編舞家亞藍.布法、電影導演歐諾黑等都有相關作品,他們召喚了早逝的靈魂,讓大家感受他們曾經遭受過的創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們的作品並非單純緬懷過往,反而映照出現實的未竟之業。

文字|王世偉
第312期 / 2018年12月號

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視為世紀黑死病的愛滋在法國肆虐,造成民眾深刻的恐懼,面對這場風暴,法國藝術家也藉著創作探索生命抗爭背後的人性價值。如劇場導演莫虛金、舞者暨編舞家亞藍.布法、電影導演歐諾黑等都有相關作品,他們召喚了早逝的靈魂,讓大家感受他們曾經遭受過的創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們的作品並非單純緬懷過往,反而映照出現實的未竟之業。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是法國的「愛滋年代」(Années Sida)。從發現感染病例到推廣雞尾酒療法的十三年間,「世紀末黑死病」奪走了三萬人的性命。多數的罹難者當時被視為社會的邊緣分子:男同性戀、非法性工作者和毒品注射者。這波死亡陰影讓民眾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甚至將愛滋病汙名化。面對人言可畏的壓力,許多染病的名人被迫保持沉默,悄悄地承受病痛的折磨(註1。卅年後,許多回溯這段暗黑年代的作品陸續面世,不管是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每分鐘120擊》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或赫佐(Christian Rizzo)二○一六年的編舞《伊恩症候群》Le syndrome Ian。面對曾席捲社會的愛滋風暴,法國藝術家如何探索生命抗爭背後的人性價值?

探討當下爭議  從道德規範中解放的肉身

九○年代初,愛滋病不再只限於特定族群,反而波及一般民眾。由於衛生體系的疏失,法國捐血中心發現大量具有HIV病毒的血液,並感染了近兩千名血友病患。面對這場「血禍」,陽光劇團團長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感到義憤填膺。她決定邀請作家西蘇(Hélène Cixous)透過史詩般的筆觸,重新省視這場官商勾結造成的人道慘案。一九九四年首演的《逆天悖理之城》la Ville parjure鋪展出一個介於遠古與現代的曖昧時空:面對瘟疫肆虐,失去孩子的悲慟母親號召百姓,公審失職的執政者。然而,爭鋒相對的激辯卻無法還她一個公道,只突顯了人性的軟弱與墮落。導演運用希臘悲劇的形式處理當下備受爭議的社會醜聞,企圖探討民主價值,喚醒公民意識。儘管立意深遠,這齣戲仍受到許多衛道人士的強烈批判,劇中複雜的思辨也讓多數民眾望之卻步。直到一九九九年,司法法院判定政府隱瞞實情,導致「過失致死」,《逆》劇的歷史意義才終於獲得肯定。

除了戲劇演出,法國編舞界也用身體展現生命在垂危之際的終極搏鬥。自從發現染病之後,舞者布法(Alain Buffard)轉向編舞創作,展現肉身的脆弱與身分認同的矛盾。布法以融合造型藝術、行為表演與肢體語彙的創作風格,開啟了法國當代編舞界的嶄新視野。他的作品一再探討身體自主、性別象徵和主體意識,不但突顯了存在的複雜,也充滿一種批判的政治力。知名的法國舞蹈評論家盧波(Laurence Louppe)就讚揚布法:「他跳脫了過往藝術革命的框架,證明身體永遠是提問的最佳工具。(註2)

透過Good boy(1998),布法從自身經驗出發,呈現出肉體與靈魂、性別與認同、病痛與慾望之間的衝突。在這支單人舞中,赤裸上身的男舞者用醫藥繃帶把藥罐綁在腳跟,彷彿穿了一雙高跟鞋。接著,他捧著成堆的藥盒,展示於觀眾面前。他挺立卻失衡的身體不僅給人一種雌雄難辨的曖昧感受,也表現出他對抗病魔的煎熬與毅力。最後,他穿上一件件白色內褲,彷彿暗喻HIV帶原者病危時的失禁肉身,以及面對社會壓力的心靈恥辱。Good boy藉由單純的行動表現出身體的雙重意涵:它既是欲望爆發的場域,又是抵抗死亡的戰場。千禧年初,布法延續著Good boy的編舞風格,發展Good for…(2001)和《壞種》Mauvais genre (2003)。不同於單人舞作,這兩齣作品並沒有太多自傳色彩,反而強調出現代人備受束縛、愈趨異化的體態。透過這兩支舞作,布法似乎向觀眾提問:愛滋風暴之後,我們該如何從道德規範中解放,重新誠實地面對身體和慾望?

重探故人創痛  省視當代矛盾

儘管愛滋病如今已非致命絕症,但它仍讓當代民眾心有餘悸。法國電影導演歐諾黑(Christophe Honoré)近兩年推出了三部不同形式的創作,回溯他曾走過的愛滋年代:《你父親》Ton Père(2017)以自傳小說回憶少時離家的同志父親,《喜歡你、愛上你、逃離你》Plaire, aimer et courir vite(2018)用影像描繪罹患愛滋的作家在生命尾聲對於愛的徬徨,《偶像》Les Idoles(2018)則透過劇場,追溯啟發他創作細胞、又不幸喪生於愛滋浩劫的藝術家。這一系列的作品其實源自六年前法國的反同婚運動。當時的保守聲浪使他發現同志族群仍被主流社會所排擠,因此,他想要透過自身經驗,探索同志如何覺醒、成長、茁壯。

《偶像》透過紀實創作和即興發展,讓風靡九○年代藝文圈的六位同志創作者展開一場虛構的對話:拉高斯(Jean-Luc Lagarce)、戈爾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吉伯(Hervé Guibert)、達內(Serge Daney)、寇拉(Cyril Collard)、德米(Jacques Demy)(註3。透過這齣戲,歐諾黑企圖喚起大家的集體回憶,呈現當時的愛滋病患者背負了哪些道德壓力、心中又有什麼樣的罪惡感、怎麼看待生死關頭的奮戰、如何面對卅年來意識形態的變化?為了排除懷舊效果,導演刻意跳脫寫實框架,選用不同性別與種族的表演者。他想要破除名人的不朽形象,建立過往和當代的對話,並讓觀眾重新認識他們的魅力,以及複雜的人性,如他所言:「這齣戲具有一種褻瀆偶像的殘忍,但同時,我也希望能讓觀眾感受到他們感官十足的活力。(註4)

《偶像》的舞台由金屬支架與水泥地板搭建而成,如同過去吸毒者和同志群聚的陰暗角落,也像是一座超越時空的荒廢車站。儘管舞台視覺令人感到昏沉幽暗,歐諾黑藉由節奏明快的場面調度,以及情感充沛的生動表演,讓觀眾融入一場發人深省又幽默風趣的思辨之中。

無論是劇團、編舞家或電影導演,法國藝術家多半以關懷的角度,省思愛滋風暴對於人性的考驗。他們召喚了早逝的靈魂,讓大家感受他們曾經遭受過的創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們的作品並非單純緬懷過往,反而映照出現實的未竟之業。這種承先啟後的創作鼓勵觀眾打破沉默、走出恐懼與憤恨,重新找回繼續存活的勇氣與力量。

註:

1. 這些名人包括了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例如: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編舞家巴古葉(Dominique Bagouet)、舞者紐瑞耶夫(Rudolf Noureev)等。

2. Laurence Louppe, Art press, n°234, avril 1998.

3. 除了台灣觀眾較為熟悉的劇作家戈爾德思,拉高斯也是1990年代法國劇場的佼佼者;他不僅寫劇本,也身兼導演與演員,最廣為人知的劇作為《只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吉伯年輕時就在法國文壇展露頭角,不但撰寫小說、評論、劇本,也從事攝影創作,知名著作為《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À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時報出版,1997)。達內是法國深具影響力的影評人,1973年開始擔任《電影筆記》主編,也是《解放報》的影像權威。寇拉為法國90年代備受注目的小生,也身兼電影導演,最有名的作品為《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德米則為法國影壇大師,承接新浪潮後期的他執導過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舞片,如《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驢皮公主》Peau d'âne。德米於1962年與「新浪潮祖母」安妮.華達(Agnès Varda)結婚,兩人育有兩名子女。然而,直到2008年——德米過世18年後,華達才坦承他死於愛滋,而不是癌症。

4. Alexandre Demidoff, «Le sida a fauché mes idoles et j’étais inconsolable» in Le Temps, 31 aoû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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