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視為世紀黑死病的愛滋在法國肆虐，造成民眾深刻的恐懼，面對這場風暴，法國藝術家也藉著創作探索生命抗爭背後的人性價值。如劇場導演莫虛金、舞者暨編舞家亞藍．布法、電影導演歐諾黑等都有相關作品，他們召喚了早逝的靈魂，讓大家感受他們曾經遭受過的創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們的作品並非單純緬懷過往，反而映照出現實的未竟之業。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是法國的「愛滋年代」（Années Sida）。從發現感染病例到推廣雞尾酒療法的十三年間，「世紀末黑死病」奪走了三萬人的性命。多數的罹難者當時被視為社會的邊緣分子：男同性戀、非法性工作者和毒品注射者。這波死亡陰影讓民眾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懼，甚至將愛滋病汙名化。面對人言可畏的壓力，許多染病的名人被迫保持沉默，悄悄地承受病痛的折磨（註1）。卅年後，許多回溯這段暗黑年代的作品陸續面世，不管是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每分鐘120擊》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或赫佐（Christian Rizzo）二○一六年的編舞《伊恩症候群》Le syndrome Ian。面對曾席捲社會的愛滋風暴，法國藝術家如何探索生命抗爭背後的人性價值？
探討當下爭議 從道德規範中解放的肉身
九○年代初，愛滋病不再只限於特定族群，反而波及一般民眾。由於衛生體系的疏失，法國捐血中心發現大量具有HIV病毒的血液，並感染了近兩千名血友病患。面對這場「血禍」，陽光劇團團長莫虛金（Ariane Mnouchkine）感到義憤填膺。她決定邀請作家西蘇（Hélène Cixous）透過史詩般的筆觸，重新省視這場官商勾結造成的人道慘案。一九九四年首演的《逆天悖理之城》la Ville parjure鋪展出一個介於遠古與現代的曖昧時空：面對瘟疫肆虐，失去孩子的悲慟母親號召百姓，公審失職的執政者。然而，爭鋒相對的激辯卻無法還她一個公道，只突顯了人性的軟弱與墮落。導演運用希臘悲劇的形式處理當下備受爭議的社會醜聞，企圖探討民主價值，喚醒公民意識。儘管立意深遠，這齣戲仍受到許多衛道人士的強烈批判，劇中複雜的思辨也讓多數民眾望之卻步。直到一九九九年，司法法院判定政府隱瞞實情，導致「過失致死」，《逆》劇的歷史意義才終於獲得肯定。
除了戲劇演出，法國編舞界也用身體展現生命在垂危之際的終極搏鬥。自從發現染病之後，舞者布法（Alain Buffard）轉向編舞創作，展現肉身的脆弱與身分認同的矛盾。布法以融合造型藝術、行為表演與肢體語彙的創作風格，開啟了法國當代編舞界的嶄新視野。他的作品一再探討身體自主、性別象徵和主體意識，不但突顯了存在的複雜，也充滿一種批判的政治力。知名的法國舞蹈評論家盧波（Laurence Louppe）就讚揚布法：「他跳脫了過往藝術革命的框架，證明身體永遠是提問的最佳工具。（註2）」
透過Good boy（1998），布法從自身經驗出發，呈現出肉體與靈魂、性別與認同、病痛與慾望之間的衝突。在這支單人舞中，赤裸上身的男舞者用醫藥繃帶把藥罐綁在腳跟，彷彿穿了一雙高跟鞋。接著，他捧著成堆的藥盒，展示於觀眾面前。他挺立卻失衡的身體不僅給人一種雌雄難辨的曖昧感受，也表現出他對抗病魔的煎熬與毅力。最後，他穿上一件件白色內褲，彷彿暗喻HIV帶原者病危時的失禁肉身，以及面對社會壓力的心靈恥辱。Good boy藉由單純的行動表現出身體的雙重意涵：它既是欲望爆發的場域，又是抵抗死亡的戰場。千禧年初，布法延續著Good boy的編舞風格，發展Good for…（2001）和《壞種》Mauvais genre （2003）。不同於單人舞作，這兩齣作品並沒有太多自傳色彩，反而強調出現代人備受束縛、愈趨異化的體態。透過這兩支舞作，布法似乎向觀眾提問：愛滋風暴之後，我們該如何從道德規範中解放，重新誠實地面對身體和慾望？
重探故人創痛 省視當代矛盾
儘管愛滋病如今已非致命絕症，但它仍讓當代民眾心有餘悸。法國電影導演歐諾黑（Christophe Honoré）近兩年推出了三部不同形式的創作，回溯他曾走過的愛滋年代：《你父親》Ton Père（2017）以自傳小說回憶少時離家的同志父親，《喜歡你、愛上你、逃離你》Plaire, aimer et courir vite（2018）用影像描繪罹患愛滋的作家在生命尾聲對於愛的徬徨，《偶像》Les Idoles（2018）則透過劇場，追溯啟發他創作細胞、又不幸喪生於愛滋浩劫的藝術家。這一系列的作品其實源自六年前法國的反同婚運動。當時的保守聲浪使他發現同志族群仍被主流社會所排擠，因此，他想要透過自身經驗，探索同志如何覺醒、成長、茁壯。
《偶像》透過紀實創作和即興發展，讓風靡九○年代藝文圈的六位同志創作者展開一場虛構的對話：拉高斯（Jean-Luc Lagarce）、戈爾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吉伯（Hervé Guibert）、達內（Serge Daney）、寇拉（Cyril Collard）、德米（Jacques Demy）（註3）。透過這齣戲，歐諾黑企圖喚起大家的集體回憶，呈現當時的愛滋病患者背負了哪些道德壓力、心中又有什麼樣的罪惡感、怎麼看待生死關頭的奮戰、如何面對卅年來意識形態的變化？為了排除懷舊效果，導演刻意跳脫寫實框架，選用不同性別與種族的表演者。他想要破除名人的不朽形象，建立過往和當代的對話，並讓觀眾重新認識他們的魅力，以及複雜的人性，如他所言：「這齣戲具有一種褻瀆偶像的殘忍，但同時，我也希望能讓觀眾感受到他們感官十足的活力。（註4）」
《偶像》的舞台由金屬支架與水泥地板搭建而成，如同過去吸毒者和同志群聚的陰暗角落，也像是一座超越時空的荒廢車站。儘管舞台視覺令人感到昏沉幽暗，歐諾黑藉由節奏明快的場面調度，以及情感充沛的生動表演，讓觀眾融入一場發人深省又幽默風趣的思辨之中。
無論是劇團、編舞家或電影導演，法國藝術家多半以關懷的角度，省思愛滋風暴對於人性的考驗。他們召喚了早逝的靈魂，讓大家感受他們曾經遭受過的創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們的作品並非單純緬懷過往，反而映照出現實的未竟之業。這種承先啟後的創作鼓勵觀眾打破沉默、走出恐懼與憤恨，重新找回繼續存活的勇氣與力量。
註：
1. 這些名人包括了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例如：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編舞家巴古葉（Dominique Bagouet）、舞者紐瑞耶夫（Rudolf Noureev）等。
2. Laurence Louppe, Art press, n°234, avril 1998.
3. 除了台灣觀眾較為熟悉的劇作家戈爾德思，拉高斯也是1990年代法國劇場的佼佼者；他不僅寫劇本，也身兼導演與演員，最廣為人知的劇作為《只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吉伯年輕時就在法國文壇展露頭角，不但撰寫小說、評論、劇本，也從事攝影創作，知名著作為《給那沒有救我的朋友》À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時報出版，1997）。達內是法國深具影響力的影評人，1973年開始擔任《電影筆記》主編，也是《解放報》的影像權威。寇拉為法國90年代備受注目的小生，也身兼電影導演，最有名的作品為《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德米則為法國影壇大師，承接新浪潮後期的他執導過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舞片，如《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驢皮公主》Peau d'âne。德米於1962年與「新浪潮祖母」安妮．華達（Agnès Varda）結婚，兩人育有兩名子女。然而，直到2008年——德米過世18年後，華達才坦承他死於愛滋，而不是癌症。
4. Alexandre Demidoff, «Le sida a fauché mes idoles et j’étais inconsolable» in Le Temps, 31 août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