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人」，是個謎樣的角色，外界看起來具有相當的決策權，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工作內容有多麼紛亂龐雜。尤其對流動於各團隊中的獨立製作人來說，究竟這份工作的實際輪廓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續探索中」。幸虧近年來，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亞洲串連」帶給製作人開拓新視野的機會。藉著此次專題，本刊邀請幾位獨立製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亞洲」的獨特經驗，提出對此工作的未來展望。
開啟對製作人工作可能性的想像
相信有許多人跟我一樣，在開始投入劇場工作時，對這個包覆著神秘面紗的行業裡的各式分工感到相當困惑。尤其是製作人這個職稱，聽起來似乎有著相當的決策權力，卻總是會被許多瑣碎的事務淹沒，更要隨著合作藝術家不停地調整自己的角色與位置。我也是透過一邊接觸不同專案，與不同團隊工作，逐漸摸索出製作人的工作樣貌，而不同製作人的工作流程、溝通方式，甚至人格特質也會讓每個專案呈現出不同的工作氛圍。
若仔細觀察，在台灣常見的製作人標籤底下，卻有著專職團隊的製作人、流動於不同藝術家的獨立製作人，甚至也有來自各個場館、藝術節的製作人，伴隨著每個人身上所背負的責任與可運用資源的差異，即使一樣掛名製作人，實際執行業務內容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抱持著這樣的疑問，我參加了由韓國、台灣、日本、澳洲所共同發起的「亞洲製作人平台」（簡稱APP）所舉辦的第一屆APP Camp，在與來自不同國家將近40位參與者每年1週、連續4年的密集交流下，或許並未如預期地解決原先心中疑問，無形中卻擴充了更多關於製作人可能性的想像。
首屆，在韓國首爾第一次的分組討論中，便是以製作人（Producer）的角色作為主題，邀請所有製作人分享各自國家的現況。例如韓國成員提出當時盛行的創意製作人（Creative Producer）一詞，認為製作人不應只是處理行政事務，更要參與藝術的創作過程並提供創意；日本則多以籠統的「制作」一詞來涵蓋包含票務、行政、宣傳、後台管理等所有相關人員，反而在業界少有人會以「製作人」的身分活動等，這些分享都帶給不同文化背景的製作人新的思考與衝擊。
透過製作人平台，建立長期互助網絡
第一屆的台灣參與者，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自於場館、藝術節等豐厚背景的製作人，顯得年輕且缺乏資源，但最感謝的是，APP Camp並不是一個以資源分配或演出成果為目標的交流平台，而是重新把具備不同工作經歷的製作人拉到相同起跑線，在短短的7天內共同生活，進行不同主題的田野調查，並與當地製作人分享所見所聞。這樣不具特定目的的體驗，雖然不見得可以立刻導出成果，但所建立起的交際網絡，是每一個參與者所獲得的最珍貴資產。
也因此，即使在其他藝術節、交易市場等場合，來自APP的成員自然而然就會聚在一起參與活動，不自覺地形成一種跨國界的代表團（delegation）樣貌。當然，在國際工作上遇到任何問題，也會立刻尋求當地APP夥伴的建議與幫助，在會期後仍延續著強而有力的互助網絡。
因此，在發展自己的國際交流專案時，APP的成員是我最信賴的前期夥伴，不但有助於迅速地了解當地的市場與補助機制，也能透過成員的介紹，來接觸想要認識的藝術家與單位。雖然成員間多以英文作為主要溝通工具，但在多數人英文並非母語的情況下，語言的能力反而退為其次，更重要的是願意放下腳步來聆聽對方需求與對話的人際關係。這樣一年一次的聚會，成為製作人們可以暫時脫離職場，與一群目標相似的夥伴分攤煩惱、思考未來的重要充電站。如同製作人必須跟藝術家長時間建立信賴關係，製作人與製作人之間在起步共製作品前，花更多的時間在互相理解，確立對方是能夠共同分擔責任的夥伴。APP Camp，正提供了製作人們一個慢慢地彼此熟悉的絕佳機會。
製作人視點，必須隨著社會局勢變化不斷調整
發展國際交流是一個相當費時費力，且耗費資源的工作，而實際進行幾次國際交流專案後，我認為首要課題是必須解決彼此對於對方國家的想像與現實的落差。以台日交流為例，日本僧多粥少的補助競爭、表演者身兼數職維持生活的困境、劇場參與人口的老化等實際問題，都與在外圍看似繁榮先進的想像有著極大不同。
所以在參與國際交流前，或許可以問問自己了解這個城市多少？了解這裡的人們多少？不單單只是為了預算表上的收支平衡，或是雙方出資的金額對等，包含當地市場的開發、藝術創作端的提升，甚至是透過表演藝術揭露社會議題、達成人口與經濟的流動，都是製作人必須實際走過許多地方，才能夠制定出粗略的想像藍圖。就像我曾執行過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與第七劇場的3年計畫，當初與導演柴幸男在台南及台北兩個城市一同經歷超過半年的創作生活，除了演出票房與觀眾回饋外，包含台灣學生陸續申請柴幸男劇本授權進行演出，或是日本影音平台邀請莎妹劇團上架演出影像等，更多成果反而是在1年，甚至是數年後才陸續出現。
結束4年的APP Camp台灣參與者身分，2019年因緣際會下，我受日本ON-PAM（舞台芸術制作者オープンネットワーク）邀請，以日方代表成為APP規劃團隊一員，協助當年度12月香港╱廣州╱澳門工作營的營運。相較於其他國家針對製作人發展的資源挹注，日本除了可以申請的項目較少，在申請時間點和補助款運用的彈性也更顯缺乏，因此在取得可能需要自費參與的同意下，我得不斷地進行計畫與預算的修整。
當年正好經歷香港社會劇烈變化，大街上的催淚彈、深夜中的示威聲，都讓參與者不得不直視劇場外所發生的所有變動。但因為這次的參與，明顯感受到原本顯得被動的日本成員出現了不同以往的凝聚力，甚至主動發起隔年西日本的劇場參訪活動，也更加積極地討論關於藝術的社會參與、對補助資源過度依賴的風險等議題。
這一次親身參與規劃，才發現重要的並不只是參與者前後的成長，而是隨著亞洲社會與世界局勢的變化，APP也跟著每一位製作人的視點，不斷調整平台的功能與目標。
我認為製作人並非要在每次專案都擔任發起或領導的角色，但必須讓自己具備足夠發起專案的能力，才能夠成為一名「獨立製作人」。尤其在多數場館與藝術節仍然具有品牌迷思的現況下，如何建立與創作端、資源分配者的信賴關係，促成三方更多的對話，是所有製作人都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有意將資源注入於製作人才育成的單位，或許可以花點時間思考，在現行審查機制與角度下，我們所評量的究竟是製作人本身，還是仍將重點只單放在創作主體的藝術家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