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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鄭智源的《》
續聊天

聊鄭智源的《》

芝:2021年是個瘋狂的一年,整個社會擺盪在沉寂壓抑和過量消耗之間,這個失速的加速在疫情之前早已展開,然而疫情成為了它正當化的藉口。

我們用一種「不會被打敗」的心理機制「創造」回應方案,可是好像都無法觸及根本問題,陷入集體躁動。尤其是線上展演多在打造社群關係和互動模式,我們害怕沉靜更甚於害怕自動化的連鎖反應,於是在追求透明的互動中,我們寧可進行超強負荷的連結。重新組裝各式參照、進行自我編輯。

芝:2021年是個瘋狂的一年,整個社會擺盪在沉寂壓抑和過量消耗之間,這個失速的加速在疫情之前早已展開,然而疫情成為了它正當化的藉口。

我們用一種「不會被打敗」的心理機制「創造」回應方案,可是好像都無法觸及根本問題,陷入集體躁動。尤其是線上展演多在打造社群關係和互動模式,我們害怕沉靜更甚於害怕自動化的連鎖反應,於是在追求透明的互動中,我們寧可進行超強負荷的連結。重新組裝各式參照、進行自我編輯。

過於喧囂的孤獨

這個狀態的前提,讓我對10月底時以偶然的方式前去看的一齣演出,更加感到如《過於喧囂的孤獨》。甚至是再次安靜下來、接近剝除裝飾地,對劇場本身這個空間的凝視,在無從說起或無可述說的沉默中,以平淡的無聊看到日常裡的幻覺。

這齣作品的發生十分耐人尋味,沒有劇名、沒有宣傳、沒有售票、沒有任何說明,有的只是一串英文字母組成的臉書帳號「Wdfbbfgdgsfj Xcgfdsdtlyutfyn」,和Google表單上的時間與地點,透過邀請發送才會得知的一場演出。我是與創作者鄭智源在牯嶺街小劇場偶遇,他提到即將會在這裡發生的演出,將會寄邀請給我們。不過,他還是沒有給出一點介紹或解釋,直到入座觀眾席之際,我們仍不曉得會發生什麼。

要在看的過程才逐漸體會這一用意,他倒不是要搞神秘,開場一陣瑣碎且反覆的動作,一位一位地帶觀眾入座,寫名字、寫手機號碼,等待遲到觀眾,拖地板,且拖了兩遍,把自己圍在最後一小塊還沒拖到的地板裡,那一瞬間有些困窘,想要小心翼翼避開已擦好的地板,不得不踩上,又拖了一遍,將拖把拿去放好,有擠水聲、碰撞的喀啦聲、些微笨重的腳步聲。劇場裡的燈有些蒼白,為數不多的觀眾我們都在這個小劇場的現實裡等待他結束日常,但我們必須使著耐性,陪伴他完成一個劇場人再平凡又必須不過的拖地板工作,並且這些物質的聲響低調卻又突然地為劇場空間形成話語,我們可能自問,身為觀眾要等著看什麼,如果,這位表演者一直在拒絕「情節」,然而,空間已和他一同展開自身既有的敘事。

他會到某位觀眾身邊耳語,創造秘密的現場,也會以紙張或手機的傳遞,讓秘密有機會流動和交換。這場演出本身就是邀請,沒有任何事前的資訊,我們只能在現場的當下收集每個動作的線索,來回辯證我們之間的關係,基於一種劇場裡共構的信任,和製造謎團的可能。

亮:我想先從近年來教學上遭遇的挫敗聊起。我發現,學生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愈來愈以「知道」為目的,他們知道故事大綱、人物關係,甚至知道修辭技巧、作品主題,唯一不太知道自己喜不喜歡。也就是說,他們在整個閱讀過程當中,始終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外部的狀態,對他們而言,一部作品就是一堆有待處理的資訊,而他們的標籤也貼得真快,這個角色是渣男、那個女的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等等。結果是,他們知道得很多,可是沒有閱讀。

要成為一個讀者,我們必須先有感受才行,張愛玲的曹七巧、陳映真的蔡千惠,或是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筆下,那個在喧囂城市裡的孤獨工人,都不是寫來讓我們「知道」,而是讓我們「認識」的,就像認識一個活生生的人,你總會帶著那麼多複雜的情感,和無解的困惑。此所以,懶人包可以滿足知道,而且是快速地知道,卻延遲了閱讀。

這樣說來,鄭智源的這場演出,剛好是一個需要閱讀的作品。如你所說,畢竟它連節目名稱也沒,它甚至不叫「無題」,從一開始它就拒絕任何標籤。不過,雖然搞不清楚他要做什麼,演出的每一個環節卻是清晰地被嚴謹構作的。

我入座的時候,嫌位子不舒適,就換到有靠背的最後一排;鄭智源本來準備好要開始了,望著十來個觀眾,突然說:「咦?有人換位子了!」便堅持把我的姓名、座位、手機重寫在另一張紙上。真是太稀奇了,表演者不但清楚每一位觀眾是誰,連坐在哪裡他都記得。這是一場觀眾注定不能多的表演,也許這樣,身為觀眾,我們才能和創作者一起靜下來,好好感受劇場裡的觀看是怎麼一回事。換句話說,它要我們閱讀的,是劇場裡的閱讀本身。

我想,這是為什麼鄭智源會在表演中途讓觀眾告訴觀眾,現在可以滑手機,然後就這樣離開的緣故。要處理劇場中的閱讀感受,就不可能不處理讀不懂時,所感覺到的無聊。然而,無聊並不是不耐煩,現下有許多關於白色恐怖、民主、人權的展演很令人不耐煩,恰恰是因為它們一讀就懂,它們不把時間留給無聊。可是沒有無聊,我們就不會有讀不懂的感受,也不會去學習閱讀。無聊是好奇的序幕,鄭智源的才華,或說他的勇敢,是讓觀眾在無聊中保持好奇,一直去問:「他到底在做什麼?」

後來,他像是從赫拉巴爾小說中走出來的那個廢紙打包工漢嘉,把堆疊著置物箱的推車,小心推進劇場裡,然後搬出一本又一本厚重的資料夾,將裡頭收納的文宣品交給觀眾傳閱。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眾,都發出驚呼:那是2、30年累積下來無數的傳單、節目冊,連戲劇科系的公演都有,這些科系的通訊和系刊他也有。鋪排在地上的資料夾,就是他一個人的戲劇博物館。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為什麼他長時間地做這一連串看似無聊、又嚴格規定的行為:拖地、登記、陳列,那是一種對劇場全然的愛,他甚至愛劇場裡的無聊,愛到嚴格禁止自己說出「愛」這個字。可能是這樣,這場演出沒有劇名吧?

閱讀物件的時間

芝:你提到博物館讓我聯想到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同樣通過對物的收集而能超越語言和描述,陳列他純真的敬意和愛。而持續整理、擺置、收納的動作,才能使已遭遺忘的「廢紙」得以成為記憶的文本,成為身體動作譜的一部分,去記憶這座城市必然走向廢墟的過程。鄭智源的勞動看似漫不經心,好像是現場的隨意與隨機,其實經過嚴謹又簡潔的設計,才能以勞動將物件的收藏轉為它們進入這場演出後的詩意。

因為他並沒有要展現這些資料夾的內容,也沒有要詮釋它們,就像這場演出從之前到之後,都在拒絕處理資訊。他每日從板橋住處一路手推幾箱資料夾,用走的走到牯嶺街小劇場,演出結束後沒有謝幕,穿過門口的觀眾,又一路推回去。這一行為,反而讓人感受到他為何大多時候採取沉默、身體是如何意識與回應,歷史未能言明的徘徊,就像他用粉筆在牆上寫下在場觀眾的名字,復又擦去。物件,一如漢嘉的廢紙堆和碾壓機,面對閱讀文化的失落,變成展現徒勞和喟嘆的時間物質,充滿聲響卻無語的哀悼。

鄭智源的這場演出,給我一種劇場記憶在夢裡被稀釋又過濾後的朦朧感覺,介於虛虛實實、演與不演,他在物件、空間和自己的肉身之間調配出冷異的質地,事物準備發生、還未發生、卻已發生的不透明。他中途離場,留下一個長時間的空台,再度進來關燈,我們聽到電動燈桿升降,劇場透過技術的聲響在黑暗中演繹自體變動空間的繁殖。他脫上衣露出胸膛、穿了兩條長褲,捏捏乳房、小腹。他用這些方式打造劇場上私語的關係、私性的世界,區隔自我和他者,卻始終是對觀眾敞開提問。於是每個做了又消失的事物,都在刺激我們提問到底在看什麼,是否有什麼事發生了。同時抱持著相信與懷疑。

你說的勇敢,或許也是他在界線上反覆踏著的好奇吧,我想。以扭捏、躲藏起來的表演呈現裸露,以躊躇、遲疑形塑出滯緩時間的策略,和大量的累積對峙,抵抗飛馳的加速,懺情於還未好好活過便已老化。也因此,他在虛無裡並未感到無聊,反而他的不自在散發著荒誕的哀愁,是無法停止對世界行之徒勞的愛。

那麼說到底,我們觀眾的無聊又是什麼。他在接近結尾處問觀眾,「有人想寫評論嗎?可以拍照」,當無人舉手時,他又說,「跟我想的一樣」。我覺得,我們這篇不是回應他的評論,是因他的創作而問著,為何非看到什麼不可,或只剩下看,是否只剩下等待有事發生,或怎麼等待。

 

文字|郭亮廷、周伶芝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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