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看似偶然的演出，改變了一個國家的藝術發展，這是多麼不可思議！這個說法或許有些誇大，為了平衡一下，讓我說得更具體一些：「一場看似偶然的演出，改變了我的人生，這是多麼不可思議！」
雖然關於金枝演社1997年演出《祭特洛伊》的具體細節，印象有些模糊（我必須求助於Google，才能找到這部作品的劇名、年份等），但它對我的衝擊是不可磨滅的。我仍記得當我們走進華山酒廠的倉庫大門，瀰漫在觀眾群中的低聲討論，感覺像是一腳踏入了一個平行宇宙，一個存在於生活常規之外的城市角落。破舊的牆面滿是塗鴉，2樓水泥建築上的樓洞像是轟炸過後遺留的痕跡，整棟建築物好像隨時都會倒塌，埋葬所有在裡頭的人……
空間中充滿著一股渾沌的能量，伴隨著危險（畢竟屋頂看來隨時可能塌下）。作為一位導演，王榮裕全然地擁抱在這另類環境中表演的獨特可能性。一群表演者駕著摩托車呼嘯進場，另一邊，演員們穿著融合歌仔戲和廟會特色的服裝，從水泥階梯攀爬而下，在空曠陰冷的建築物裡穿梭遊走。金枝演社捕捉到廟會和野台戲豐沛的生命力，我覺得自己不是在看一場演出，而是沉浸在整個過程裡。
儘管我非常享受這場演出的狂野和熱情，但在1天後，它才真正帶來了更深遠的影響。演出隔天，警方以「竊占國土」的罪名逮捕了王榮裕。緊接著是大量的媒體關注，不僅王榮裕的母親（知名的歌仔戲演員）代表他發聲，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也出面要求警方放人。
一場關於政府老舊建築使用方式的激辯隨之而來，促使華山酒廠從廢棄的閒置空間，轉變為一個容納各種可能的實驗藝術園區（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牯嶺街小劇場、松菸文創園區和高雄的駁二藝術特區等地）。
走入倉庫的契機改變了我的人生
正是這個走入巨大空曠倉庫的契機，改變了我的人生，以及台灣小劇場運動。突然間，我們不需要窩在我哥哥3坪大的客房裡排練，而能用每週3,000元的費用，租用200坪的空間，連續租借一整個月。隨著工作環境規模的變化，我們的創作視野也隨之轉變。
2003年，我們為《美麗的莎士比亞》打造了一個12公尺長、5.4公尺寬的大型平台，並築起了4.8公尺高的舞台牆面。我們甚至開始在倉庫裡蓋起了自己的「建築物」，如《未來主義者的食譜》的舞台空間，我們建造了一個9公尺長、7.2公尺寬、2.4公尺高的實驗餐廳。唯一能限制夢想尺寸的，是我們的想像力。有了這些展演空間，每個週末我們都可以去看其他藝術家的作品，而這些藝術家們同樣也在挑戰著自己的創作極限。
我們一向很小心地使用空間，但原始粗糙的水泥地面讓我們可以更自由地大膽創作，不必擔心刮傷實木地板，或是損毀「歷史遺跡」。（我們曾經在2013年松菸的一場演出中，因為水泥地破損被罰了12,000元！）
2000年代初期，台灣這種走入大型空間的藝術創作環境，重現了1950至1960年代在紐約發生的轉變：藝術家們受到廢棄倉庫的吸引，陸續進入蘇活區（Soho）和翠貝卡區（Tribeca）。當藝術家們從狹小畫布的局限中解放，大型的行動繪畫、抽象表現主義作品，和各種行動與事件在10年間紛紛湧現。如果沒有這些城市空間，便無法成就今日的「紐約藝術圈」。
同樣地，如果沒有經歷過那段時期，也不可能催生今日的台灣小劇場。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我們能以低廉的價格，走入未經雕琢的空間，在那些大型實驗室裡，恣意探索與實踐。
我們需要空間探索玩耍
不幸的是，當時每週3,000元的場地租借費用，很快就暴漲至每日60,000元。一如紐約倉庫街區的中產階級化，導致了藝術浪潮的衰退；華山文創園區和其他類似場域的商業化，也造成了藝術家的出走。河床尋找替代空間的流浪旅程在2010年達到戲劇化的高潮，那時我們借用朋友公司的停車場，搭建《惡之華》的舞台場景，某日吃完午餐回來後，居然有人直接把車停在我們的場景裡！
近10年來，台灣各地陸續有許多新的劇院開張，像是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等，這些都是卓越而顯著的成就。當我們邁步向前，能夠在更多頂級規格的表演空間演出作品之時，希望我們也能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提供藝術家們更平價、更未經裝修的場地，讓藝術家能大膽進行實驗。我們需要空間探索玩耍、恣意揮灑，並且勇於追尋超越視野的夢想。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