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一次入圍金鐘獎，被通知要走紅毯，那時我還在大學念書，找了同班同學陪我一起。下課後我和同學趕忙從關渡到了國父紀念館旁的麥當勞；離場館最近有洗手間可以換裝的地方。換了衣服稍作整理，想到走紅毯好像不適合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附近沒有置物櫃，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只好把自己和同學的便裝、雜物都塞進一個大袋子中，藏在國父紀念館的草叢裡。典禮結束後我到草叢裡拾回我的行囊，慶幸東西都還在。沒有公車了，只好再坐計程車回到台北車站。
對於一個窮苦的大學生來說，這其實是趟很辛苦的行程；合身的西裝、不破爛的皮鞋對我來說都是奢侈品。那時捷運只到台北車站，更不用說從台北車站搭計程車到國父紀念館來回的車資，幾乎是我一週的飯錢。那時的我對走紅毯這件事也感到十分的困惑，我飾演的是一位遊走在社會邊緣的青年，他的生活、生命多舛，我扮演著他，最後走上了紅毯，是榮耀他的生命故事，還是藉由他在彰顯著我的人生？這件事，是對的嗎？
幾年後第二次入圍，我也還在學校念書，這次決定不走紅毯了，直接出席典禮。有些朋友守著電視沒看到我，直到要頒獎前透過轉播才發現我幾乎沒什麼裝扮坐在觀禮席上，覺得不可思議，一些前輩也不懂為何我要放棄讓自己曝光的機會。
又過了幾年，參加某個連續劇的拍攝，我算是主要角色之一，上映前有例行的記者會，結束後被當時的經紀人唸了一頓；我穿著一身黑，沒有裝扮，和工作人員一起站在最後面。而我對此也感到困惑，一個作品的完成是台前幕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我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分子，沒有誰是特別重要的，也沒有誰不是。而長年的劇場訓練吧，讓我習慣一身黑；作為幕後工作人員不論run show或換景時，是不能穿著太鮮豔的顏色的。
這些矛盾糾結在多年後當然也適應了，第三次入圍，我很正常地走在紅毯上，很大方認分地換上公司幫我準備的光鮮亮麗的服裝，站在最前面拍照；入圍是個榮譽，應該要大方接受讚美。但是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痛苦，也很不快樂。
我詮釋著不同角色的生命，不是為了要藉此得到注目，或形塑自我成為偶像，也不是只將他們的故事當作茶餘飯後的消遣；他們的生命豐富了我，指導著我，甚至畫出這世界的各種色彩，不論是醜陋、骯髒、不堪入目的。這個世界的殘缺與真實，都警惕著我們歡愉不是理所當然，甚至正在刻下傷害。
我也意識到自己似乎被圈養在體制之中，在娛樂圈的框架之下，被收編了；歡迎你成為這個體制的一員，恭喜你獲得這個資格，你應該要感到榮耀。也期許你照著這個圈子應有的態度與反應，給大家驚喜或感動。
長年來自己一直遊走在體制的邊緣，城市的邊緣，社會的邊緣，卻也知道自己離不開體制，離不開城市，離不開社會。就如同不論我如何抗拒資本主義，我的身分、工作、角色，永遠不可能離開消費與娛樂。拒絕體制太自命清高，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選擇。
多年來一直婉謝廣告或商品代言的邀請。我可以為角色負責，為演出負責，但我無法為商品負責。我無法知道它的製作過程，它的原料來源，它是否經歷壓榨剝削破壞，它的成本與意義。這個感覺可能和我當年第一次走紅毯時一樣，在那些精美的包裝之下，是否也正扭曲著什麼呢？而刻意標榜著美好的虛幻，有時是撫慰心靈的浪漫，有時則是謊言與欺瞞。
我選擇不當任何人的偶像，選擇可以被忘記，選擇在媒體訪問我有沒有信心得獎這樣的問題時，直接了當地說沒有。我選擇拒絕被當作辛勞與成功的楷模，選擇第四條路，選擇庸人自擾，看似矛盾痛苦地活著，選擇持續懷疑與否定。
但我知道這些都只是選擇，不能也沒有資格和立場去批評他人。每個人活著的方式，社會國家運作的方式，都只是一種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標準。我們可以讚頌陽光、空氣和水，但是它也隨時可以把我們毀滅。沒有任何一件事應該特別被讚揚，也沒有任何一件事應該被忽略。
這些選擇也許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會改變這個世界，但就是我存在的模樣；如同我存在著這件事，如同每一個生命存在這件事，也許沒有特別的意義，但也不應輕易被任何形式規範、解讀或抹滅。
我選擇這個樣子，活在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