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演員們沉浸在表演裡，確實表現出每個動作的力度，但我知道他們不會在演出中真的觸碰到我，這種身體的近距離反而導致了內心感受的疏離。有時候，藝術作品需要更多空間，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觀看和感受它。
如果我說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自詡為自由標竿的國家，是多麼不自由，一定會引人側目。確實，所有美國公民都享有擁槍自由和言論自由，但正因為被充分賦予了這些權利，我們活在無止盡的恐懼裡。截至8月3日，今年（2023）美國已有超過25000人在槍枝相關事件中不幸喪生。過多的槍擊案，使得大多數美國人都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不再自問自己「是否」會成為槍枝暴力的受害者，而是「何時」。擁槍自由限制了人們的生存自由。
劇場裡也有過多的自由？
以一篇談論劇場自由的文章而言，這樣的開場方式也許有些聳動，但在過去兩個月內看了4場可自由走動的演出之後，我開始思考——我們在劇場裡是否擁有、像在生活裡一樣、過多的自由？
讓觀眾圍著表演區域自由移動似乎是個不錯的概念，所有觀眾都能隨意選擇視角，從不同角度觀賞演出。從積極面而言，這種「選擇冒險旅程」的自由，讓看戲的歷程變得更民主，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近距離觀看演員，或是走到遠方欣賞全貌，而不是全程坐在指定的座位上，有時還得用望遠鏡才能看到演員臉上的表情。
然而，除了這些好處，讓觀眾自由移動的演出仍有許多需要解決的挑戰。在我觀賞的這些表演中，場內都有許多觀眾，不可避免地會有人移動到我面前，擋住我的視線。當然，我也可以走到他們前面，或是微調位置，越過他們的肩膀觀看演出。但在爭搶觀看視野10分鐘後，我很快就對這種小心機失去興趣，和其他人一樣，漸漸退到了觀眾群的後方。這樣的經歷讓我想到在巴黎羅浮宮參觀《蒙娜麗莎》的情景——試著在數以百計的人群中對巨作投以匆匆一瞥。我確實看見了那幅畫，但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人頭攢動的景象，而不是畫作本身。正如畫家不會故意在作品前設下一連串障礙物阻擋人們的視線，那麼，為何作為劇場導演的我們，會讓90%的觀眾只能看到局部的演出呢？
讓這個問題變得更糟糕的是，即使站到了人群前方，演出的內容仍然經常令我失望。在傳統的鏡框式舞台，導演可以透過燈光和舞台布景強化特定場景的效果；但在觀眾可以自由移動的情境下，某些人看到的背光，對於另一群人來說，卻恰恰是正面照明。許多創作團隊在面對這種360度視角的挑戰時，似乎都放棄了針對體驗精心設計，轉而採取一種「大致可行」的折衷方式。
自由體驗與作品結構之間的平衡
同樣地，雖然靠近演員看似能強化觀眾的感受，但這種近距離的觀看，實際上需要演員重新調整演出的力道，進入一種幾乎是「非演出」的表演狀態。許多演出在5公尺遠的地方觀看可能覺得不錯，但當距離拉近到50公分，就會顯得誇張、過於戲劇化。
在某場演出中，演員們就在我面前咄咄逼人地拳打腳踢，我卻絲毫不感到害怕，反而尷尬地微笑走開，好讓他們從我身邊經過。這些演員們沉浸在表演裡，確實表現出每個動作的力度，但我知道他們不會在演出中真的觸碰到我，這種身體的近距離反而導致了內心感受的疏離。有時候，藝術作品需要更多空間，讓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觀看和感受它。
許多表演藝術創作者致力於挑戰過去我們在傳統鏡框式舞台上，以視覺為中心的導向，有這些嘗試非常好。但在實驗的同時，針對觀眾與演員之間關係的改變，我們應該研究其中的可能性及限制，以發展出新的創作策略。問題或許不在於人們是否擁有過度的自由，而是我們該如何達到觀眾的自由體驗與作品結構之間的平衡？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