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西方，回溯表演藝術發展歷史，多能與宗教祭儀、民間信仰或是官方娛樂有關，而後來演變至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其所產生的商業需求，小從個人的消遣，大至生、老、病、死，幾乎都與它有連結。而「缺少了觀眾就不能成為完整的演出」的特性，也讓表演藝術緊貼著社會脈動，關注民意潮流與趨向，甚至能為社會帶來顛覆性的改變。故自古早時代表演藝術也擔起教育之責，從教忠教孝到政策宣導，也透過民間戲曲、歌謠等方式，傳唱大街小巷，在潛移默化中帶來整體性的改變。但經歲月流轉，時至當代，現今台灣的表演藝術，對於這方水土的人們而言，又是個什麼樣的存在？「需要」又是如何產生？
台灣表演藝術體質
台灣的劇場環境，並不是以票房與私人贊助達成自立更生的生態，大多數的表演藝術團體，仍需要依靠公部門的獎補助資源維生。現行官方的表演藝術經營概念，同步取材歐洲與美國體系部分特色，融合而成：效法歐系設立國家劇院、贊助藝文團體，但於此同時卻未有培養與劇院共生的國家劇團或舞團；場館藝術行政配置也不走邀請創作者擔任藝術總監的模式，能夠在一定期間內焦點投資特定藝術家與團隊，以其美學領軍，進駐場館共同推出作品。台灣場館首長的人選考量上多以行政經營層面為出發，仿效美國劇院自營方式，期待市場與喜愛藝術的民間資金投入。而若藝術家有機會獲邀擔任公部門轄下場館重要職位，在上任前甚至需要向公單位保證，自己的團隊不會因此獲利或自肥，許多條款也依防弊原則而生。我們能觀察到，目前台灣表演藝術領域在思考藝術場館的公眾性時，盡量保持多樣性與公平，優先於美學與藝術價值的深化。
在台灣商業劇場仍尚未成為主流的現在，當一個創作者或表演團體希望能被大眾看見，不免需要尋找公部門與私人企業的獎補助資源協助，現行台灣大環境裡針對表演藝術的獎補助，以公部門與其底下場館的計畫案為大宗，每年皆是各大表團的兵家必爭之地。雖然也有立志不依靠補助扶持的表演團體，但在大部分場館或多或少受到公單位資源挹注的狀況下，只要進入大型劇院、文化中心或地方館所，使用到公部門資源的情況仍是難以避免。
創作者選擇以藝術作為與世界溝通的橋梁，大多是有外於主流旋律的意念希望透過創作傳達，而在必須將獎補助與場館偏好列為創作考量的大環境下，藝術家享有的創作自由夠充分嗎？而反向提問，擔任資源提供與分配者的公部門，又期待著表演藝術團體與從業者，在現代的社會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生存，或是要轉行，這是許多表演藝術創作者面對環境的大哉問。
公部門資源分配下的生態
目前官方獎補助主要來源為文化部，從表演藝術聯盟2024年8月份整理公布的「民國102年至112年文化部表演藝術相關計畫預算統計圖」（附圖）中，可以明顯觀察到表演藝術總預算在這10年來大幅提升，但在第一線表演藝術行政人員大多對此無感，這樣的情況與預算分配方式密切相關。
表演藝術聯盟將文化部與其轄下機構的補助計畫分做3大類討論：第1類為協助已有規模與穩定輸出作品的表演團體基本營運、場館的業務維持，以及保存傳統藝術所需要的「固本保底」類補助；第2類是帶有引導公共性施政計畫目標、可提供跨藝文類別申請的「生態調整」類，像是近年熱門的推動多元語言計畫，或針對特定主題規劃的創作補助案，都在此範疇；第3類則為關注市場開發、科技應用與文創等計畫的「策略投資」類。以此分類區隔，10年中的預算分配裡，對於表演藝術團體最有幫助的「固本保底」類漲幅並不大，加上疫情後通膨狀況，使得許多團體不得不往其他計畫案開源；而預算增幅最多的「生態調整」類，也正影響著藝術家們取材與創作的思考。
許多創作者與表演團體為了獲得創作資源，努力在自我創作脈絡之外，為了補助案而碰觸新的題材，正向來說雖然有機會迸發新的火花，但對於其本身想討論的議題往往無法深化。而對於計畫案的指定題目作答，目前達成的成果也不盡令人滿意。例如有些團體耗費大量心力投入科技跨域領域，啟動後才發現所需的人力與費用遠高乎預期，不得不為了執行計畫而耽擱了團體該有的創作量能，這樣的生態是否有助於表演藝術的發展？或是讓表演成為了另一種技術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