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化觀察（1）：創業語境下的台灣劇場生態
當文化政策以「創業者精神」或「文化內容產業」作為推動劇場生存的口號時，實際構成的是一種「無資本的資本化想像」：表團被鼓勵登記立案、建立品牌、提出營運計畫、發展收入來源，彷彿只要具備創業語言就能進入文化市場。但台灣劇場的現實是：缺乏風險資本、觀眾市場小、製作成本高，幾乎所有創業想像都僅存在於補助表格裡的模擬現實中。
如哈拉瑞在《人類大命運》中所言，現代社會的主導邏輯早已從政治轉向資料與資本。創作者若無法產生可轉換的資產（如平台流量、投資回報），就無法在經濟秩序中擁有位置。劇場團隊被當成創業者，卻從未獲得創業該有的「風險共擔機制」與「中介投資結構」，只能年年提案、補助、結案、歸零。
從傅柯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資本化治理」實則是一種規訓：劇場團體被制度要求逐漸內化特定的行政語言與產業符號，進而生產出制度預期的文化表現樣貌。
換句話說，劇場團隊變成了制度內部的文化生物：不是真正的產業主體，也無法成為純公共性實踐者。他們以產業語言包裝補助行為，以品牌外型取代文化意圖，以營運策略裝載創作焦慮。這樣的資本化是幻象，但這幻象卻逐步塑造了劇場的制度現實。
資本化觀察（2）：補助與自籌下的治理日常演變
公共場館與劇場團體，在今日的文化治理邏輯中，被要求同時扮演補助接受者與自籌責任人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依賴補助完成製作、支持營運、支付人事與場地，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提高自籌比例、發展收入策略、證明非依賴性與市場整合能力。表面上，這似乎是一種漸進式的財務責任轉移；但實際上，它構成了文化場域中資源合法性與治理主體模糊的關鍵矛盾。
補助款究竟是什麼？是政府的資產？是人民的稅收？是公共預算？還是社會投資？這個問題看似會計性質，實則是國家與人民之間使用權與分配權關係的核心問題。當文化單位接受補助時，往往被告知必須負起更多營運自主責任。但若補助是來自納稅者、來自全民的公共預算，那它便不是國家的私產，而應是一種代行信託的使用權責。這也突顯一個制度深層的治理問題：誰擁有文化資源的分配權？又是誰定義「合理使用」的標準？
傅柯曾指出，現代權力是透過規範、分類與績效來實現規訓。在補助制度中，文化單位雖獲得支持，實際上卻必須證明「值得被給予」與「有能力證明成果」。而自籌率、媒體曝光、票房回收、CSR配合等，正是這種「以自律代替自由」的治理技術展現。
哈拉瑞則指出，在資料與績效驅動的治理模式下，政府傾向以可量化的生存邏輯作為資源分配依據。劇場若不能產出成果，就不被視為有效公共支出對象。這使補助不再是文化多樣性與風險創新的推進器，而變成一套以預算合理性為核心的文化算術。
長此以往，補助與自籌不再是協力機制，而是對創作自由與文化主權的雙重牽制。劇場以「看起來公司」的方式來使用「本不屬於公司邏輯」的資源。補助消解公共性，自籌流失自主性，文化被卡在制度語境的中間地帶，逐漸變形為政策外顯的裝置。
劇場若不重新追問：「補助是為了什麼？它該回到誰的手裡？它是社會承諾還是行政分配？」我們將永遠無法從行政語言中解放劇場的文化價值，更無法修復文化公共性在資本化進程中的裂縫。
舞空退場：專案循環與藝術理念轉向
舞蹈空間的退出，不只是對制度負荷的誠實表達，也是在提示整個文化生態：當劇場作品淪為補助表單裡的可見成果、當製作週期為了提案與結案而編排、當藝術計畫變成行政格式的一環，文化生產本身就已進入一種深層的自我耗損。
這不僅是結構傾斜的結果，更是文化語境轉變下的思想消退現象。
當市場需求全面主導內容分配，劇場在「對得起觀眾、對得起KPI、對得起數據」，而不再對藝術理念、社會議題或價值辯證負責，我們是否意識到這早已不是「時代演進」的正常現象，而是思想力量失勢、文化語言退位、大眾性主導上位的體制性轉變？
補助制度長期以來自詡為創作的保障、公共文化的支撐，但當補助邏輯本身也進入市場語彙、管理語言與曝光機制的模仿時，原本應提供思想空間的補助，反而淪為行政成果競技的貨幣交換。
更嚴峻的問題是：劇場創作究竟能否產生社會反轉力？又或，只是被補助與教育體系共同馴化為「安全創意的提供者」？我們鼓勵青年立案、成立劇團、申請小型補助、參與育成平台，卻鮮少提供真正能承擔風險、對抗結構、延長創作週期的支持機制。
結果便是，青年創作者年年出現，卻年年流失；劇場總有新人，但鮮少人能留下；作品總在發表，但無一成為社會的參照與轉向。創作能力仍在，制度通道也在，但思想的位置與文化的引導力，卻已悄然讓位於「貼近現實、降低門檻、確保效益」的治理邏輯。
這正是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的自我模擬機制」：權力不再命令藝術該說什麼，而是創作者自動說出制度想聽的話。當藝術失去對社會的摩擦力，當創作者失去思想的緊張感，劇場便不再是公共文化的前沿，而只是政策與市場之間的調和劑。
所以，我們得思考：補助的意義究竟為何？是為了讓劇場順利演完？還是為了讓思想得以在社會中活下去？青年創作的社會反轉力，還有被期待的空間嗎？還是它已淪為年度成果表中的一列統計？
舞蹈空間的退場，也許正是在沉默中給出一個回答：當補助制度不再讓人相信它能承載未來，那些最清醒的人，會先選擇離開。
劇場仍在場上，而我們是否還願意留下？
舞蹈空間的退場開啟這篇回顧，而我們所描述的從來不只是單一事件。這不是某個團隊的沉默，而是整體文化結構所發出的一連串警訊。
當人口逐年下降、觀眾基礎萎縮、教育資源斷層、文化參與趨於碎片化，我們竟也看見一種焦慮下的繁榮景象：劇場節目不曾中斷，場館活動滿檔，政策話語日益精緻，補助總額仍在推高，但這一切是否意味文化力正在上升？
我們接受了公共性的再度定義：公共文化場館開始走向營運邏輯，以KPI為生存語言、以CSR與場租為績效依據；藝文補助逐漸私有化，被當作營運資金、創作籌碼與創業口號所影響。文化作為公共資產的本質，已在這一波波制度優化與語言轉化中被悄然稀釋。
而產業化，也開始以獎項與平台之名進入劇場治理語境。臺北戲劇獎作為新型獎勵制度的起點，固然試圖連結創作與認可機制，但當文化參與全面轉向都會集中，當入選資格、報名流程與劇場能見度開始與行政與城區資源強烈耦合時，所謂的產業化其實將強化文化結構中的M型斷裂，亦即都市文化特權上升，邊緣地區再度被遺落。
這不是預言，這是正在發生的事。
我們正身處一個公共語言被私化、文化價值被計量、創作被循環流失的時代。我們所處的迷因劇場世界，不是創作太多，而是制度無法容納其重量；不是演出太少，而是演出無法產生公共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