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生於台灣宜蘭，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文化藝術工作室負責人。長年從事藝術文學專訪、側記、評論之工作。創作體裁橫跨散文、小說、劇本與童話。2018-2020年台灣表演藝術專案評論人；勵馨基金會《拾蒂》三部曲編劇；著有散文集《我家，或隔壁》、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若說國家級的劇院是「經典製作的舞台」，那麼艋舺國際舞蹈節，也許能夠被視為「通往經典的階梯」。 為期3天的國際舞蹈節，以艋舺的萬座曉劇場為核心，世界各國的舞作將如種子一般，散落在日常的街景之中無論天橋、公園、市場、老舊建築隨處可見。一場落在10至50分鐘區間的Showcase，也如同將種子謹慎埋進土壤裡所花費的時間，使作品有機會在一個尋常人眼裡，長成一顆經典的大樹。 在這3天中，我們可能是碰巧路過的行人，無意間被表演者的身體動能給驚呆；也可能是拿著「舞蹈節護照」，按圖索驥尋找下個演出地點的觀眾。舞者在城市中游移，觀眾也在市景裡探索。最後彼此有機會於萬座曉劇場相遇，感受人的身體站在劇場之內、空間之外的多樣性。
李明潔的身體裡住著多種語言，那是舞蹈的、文本的、也是情感上的。 自幼科班出身，李明潔曾受過傳統舞蹈的訓練，成年以後，又有數年的光陰浸泡在街舞的世界中，並於其後轉入北藝大修習舞蹈編創，她的體內已然擁有豐厚而多變姿態；另一方面，李明潔大學主修英文系，於課堂接觸諸多戲劇文本，使其從事劇場動作設計一職，能有更多的選項拋給台上的表演者。 「從事這份工作的時候腦袋很忙，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態都不一樣，彼此風格迥異，如果動作呈現出來的結果不如預期，也不能立刻說不要。」李明潔停頓一會兒，接著道：「所以我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幫我試試看？』嗯，對，我真的好常講這句話喔。」
「動作設計」這個職位，隨著其涉入的深度與作品的定位，有時有不同的稱呼出現，粗略來說倘若面對音樂劇舞蹈編排，會被稱作舞蹈設計；若是參與創作發想，則可能被放在表演「指導」的位置。田孝慈橫跨在這些稱呼中，只說自己不太在乎如何被定位。 「像我上次跟河床劇團工作《被遺忘的》，本來是以動作設計的身分進入，後來他們把我拉到副導演的位置，我猜，可能是在排練過程中我同時會丟出很多想法跟導演一起工作吧？因為我一直都是創作與表演並行的工作者，所以同時會思考很多事。」田孝慈說。 順此邏輯，職位稱呼的不同，其實也取決於和不同導演工作的界線對方釋出多少空間讓人發揮？動作設計的想法可以涉入得多深？所謂的設計是盡可能符合導演的想像、或者是讓所有人合力完成一個別開生面的樣貌？ 這些問句，像是一領一隨的探戈，田孝慈偶爾引領，偶爾是跟隨的那一方，她說：「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起完成了這個作品，完成作品中的身體，倘若最終的成果是貼合情感調性的，我就會很開心。」
講到「文化」，總是讓人想到「任重道遠」。但有沒有可能，「文化」從來就不是人身上的包袱，而只是一種日常生活，日常是笑點的差異、是人彼此相待的態度、是各自面對悲傷的方式？若是明白這些，走進《泰雅文創精神劇場》後，我們也許就敢扯開嘴、放聲大笑了。 本戲是編劇游以德入圍臺灣文學獎的原創劇本，由徐堰鈴擔當導演。全劇有許多可能讓人笑到內傷的台詞。游以德說：「對我來說，這層新鮮感的『笑果』大概源自於許多人不熟悉這樣的說話方式，但這就是一直存在於台灣的、原住民裡的日常生活。」
2015年布拉瑞揚回到臺東時，各家報導為這個從紐約林肯中心跳回部落家鄉的人喝采。那個時候大概只有他知道，自己雖然身體回到臺東，但是整個腦袋仍然是都市的形狀。頭幾個作品，他現今想來都帶著一點「不成熟」的味道，倒不是藝術上的意義，而是生活上的，是切身的感受「回家」這件事情，他還不知如何成熟的面對。 歸鄉八年以後，《我．我們》主打以他自身的血肉排灣族為核心思想，推出首部曲舞作，以手指認部落情感及其文化精髓。有此作品展現，是否表示他已成熟到、能夠面對緊隨自身已久的問題了？ 「我一直想做這個主題，但是又害怕不敢做。因為──說個玩笑話，我如果做其它族群，做壞了、被罵，那都情有可原，你就是異族嘛。但今天遇到排灣，我就很緊張。」布拉瑞揚說，他一面擔心，一面掛記，指稱這幾年的是中年危機推了他一把：「想說世事無常啊，問自己就這樣離開的話會不會有遺憾啊？因為你口口聲聲說要回家，可是根本沒回家，連你的族群都沒有去碰觸。」 這一碰，牽起了三個排灣族人的緣分，除了布拉瑞揚之外，便是歌手阿爆（阿仍仍）以及藝術家磊勒丹・巴瓦瓦隆的合作。
當我們說起「青年返鄉」，隱然有種理想的火苗在其中，特別是「返鄉」從事「藝文工作」一類，聽起來就像離開水源豐沛處，跋涉遠方，重新挖鑿出一口井來因此難免有人這麼想：若沒有熱情抱負，誰甘願挖這口井？然而，有沒有可能，鄉鎮或者都市，其實都是一種平行的選擇，沒有誰勝過誰一籌。 本文邀請3位從台北回返他鄉的文化工作者，思索這個問題，他們分別是：在苗栗苑深耕的劉育育，思考城鄉之界線，回頭看清故鄉的模樣；主辦彰化卦山力藝術祭的葉育君，把自己的老家重整為一間藝文據點，還一度被鄰居誤認為直銷大會；移居花蓮的陶維均，在台北從事多年的藝文採訪工作，離開台北卻不代表將過去斬斷，反而活得更加舒心。最後，加入筆者的個人思考：2014年離開台北，返回故鄉宜蘭，經營文學與藝文評論寫作這些改變，對於我們的生命起了何種變化？
論及城鄉，我們不得不思考到兩者間的界線。而關於界線，劉育育深有所感：「你必須先看到他者，才可以映照自我、看見家鄉的文化特色是什麼。」 本次採訪時間為12月初，劉育育幾週前才確認自己成為苗栗苑裡的新任鎮長，而其於在地的耕耘且非一朝一夕，無論是創辦獨立書店「掀冊店」、籌辦「海風季」藝術節，皆可看見劉育育及其夥伴欲以藝術文化深入故土的決心。 「我是來自傳統勞動家庭出生，父親從事木工裝潢，所以我們家只有木工用的那種小貨卡，沒有房車。」劉育育說所有的差異性都是比較出來的結果，父親那輛小貨卡則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城鄉、貧富之間的區別，「像我們家有3個小孩，如果全部坐進貨卡，就有人要坐在中間的木板上，或者是像我，我要坐在媽媽膝蓋上。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的頭也會撞到車頂。記得有次跨縣市去台中玩，看到前面小客車的人轉過頭來嘲笑我們。」
藝術家葉育君可說是歷經了兩次「返家」的過程。一次是學成歸國，從巴黎回到台灣，一開始返家，輾轉到雲林、後來落腳台北；第二次是打算回到彰化老家，於故鄉經營藝文空間的時候。 「我們家在彰化有一個房子，本來租給別人，2017年3、4月空了下來，我就跟我爸說我想要回去。」離開台北前，葉育君到關渡宮擲筊，「離開熟悉的地方總是會有點擔心，但我還是覺得藝術得擴展到更多人才是重要的，如果要改變整個藝術生態，就應該從一般民眾做起，而不是金字塔頂端的收藏家或學者專家。」
2019年陶維均移居花蓮，戲劇系畢業、從事藝文採訪工作多年，經常有人問他到花蓮要做什麼？他說：「我在花蓮，如果有阿嬤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回答『做劇場』，他會以為我是蓋房子的。」陶維均說少有職業是以場域來給自己命名的，「籃球員不會說自己是球場人、在工廠做事可能會說自己是做工的人。我本來想不透，怎麼很多人都會用『劇場』來稱呼自己？」 然而來到花蓮以後，這個問題似乎慢慢找到答案。「我想是因為劇場定義的範疇很廣泛，而我可以秉持劇場交給我的事情、去做很多事情。」陶維均說，那些事情例如Podcast節目策劃、開發藝文APP、於在地策劃「豐田文藝季」，他過去所學的、或者移居此地以後才接觸的新事物，皆可融會貫通。他說此刻自己不再介意自身的「職稱」，而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你可以說我是在做社區營造、或者是體驗設計者，如果有地方的長輩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就說我是來當志工。」
從上述3位藝文工作者的側寫中不難發現，雖然表面上談論的是鄉村與城市，實際上大家最在乎的依舊是人情實感。土地沒有愛也沒有恨地坐落在那裡，養育出各種性格與文化氛圍的，依舊是人。 也因此最後一題，我得把問句落回自己身上關於「青年返鄉」，我怎麼看待這件事？ 我自10年前開始進行藝文採訪，類似的提問給過數百遍。問過服裝設計「為什麼不出國發展？」，問一位歌劇家「拿到綠卡怎麼不留在美國？」，我訪問過台東的舞者、留在雲林的創作者、以及屏東的攝影師，作為採訪者的我，堅信「返回」是一條艱難而多舛的路徑，那決定的過程必然充滿企圖且果斷，然而當這個問題回到我身上以後，赫然驚覺：我一次也沒把這個陳述，當作是一個問題。講得更直白一點，我甚至不覺得自己是「青年返鄉」的例子之一。
每一段歷史或許都有它的位置，以及所欲討論的議題，然而聲音是自由的，例如窗外的腳步聲、遠方的飛機、砲彈或者泡茶聲音沒有立場，它是那樣中立而且盡責地藉由空氣的震動，發散出去，公平地交給每一雙耳朵，並且不經意地，為記憶鑿刻。 這是「自由擊」的最新作品《20伍零》，將背景鎖定在近未來的2050年，回頭反顧1950年的傷痕與歡愉，展開一場百年對話，讓塵封的歷史，透過客觀的聲音，召喚被人遺忘的記憶。
身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黃郁晴耗費兩年打造戲劇作品《藝術之子》。問及創作契機，她回答：「最初，是因為看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黃郁晴說，看小說以前，她覺得自己對於性暴力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畢竟作為一個女性，敏感於世事，自#MeToo運動以來便積極關注，然而看了小說以後，她的意識卻像是被拋向從未抵達過的地方，「像是書中的那句話面對強暴者心思，最後竟只能化作一句：『為了不那麼痛苦，我只能愛上他』，過去我完全沒想過這種事，那比我想得複雜太多。」 當時的她還不曉得，正式開始啟動《藝術之子》後，許多原有的疑問非但沒有更清晰，卻冒出更多疑惑。比如關於性與權力間的糾纏，關於美與暴力的依存，也關於這道恆久的問句：最偉大的藝術，是不是必然得通過巨大的疼痛才能產出呢？ 「可能很多人會期待我給這問題一個答案，而且是光明、充滿希望的答案。」黃郁晴說：「但我其實無解。」 世上所有，都能移動 黃郁晴回想起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經驗，第一次她哭，第二次她冷，「2021年1月的時候，我坐在陽台看著那本小說，總覺得在太溫暖的地方閱讀會有種罪惡感。」 乍聽之下，她是如此敏感而多慮，實際說來，那是因為黃郁晴自認是個神經很大條的人。「我本來很直覺地認為，像#MeToo那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直到創作《藝術之子》時，回過頭去想，才發現我也有欸，而且愈想愈多，只是當下不會特別去歸類。」 追本溯源，黃郁晴說大概是童年受瓊瑤式的故事影響太深，有段時間以為柔弱與苦情是女生唯一的解釋，如同戲中女主角那樣，總等著被拯救，往往連自己受傷了都搞不清楚。一直到高中踏入女校，她才慢慢鬆動這樣的想法。 「高中是我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她說，說起這句話的時候不像是過去式，彷彿那一切仍在眼前眼前所及盡是女孩，女孩們練儀隊、打籃球，成群結隊或孤身一人，美豔、清純或帥氣，各種可能在此被釋放。「高中的我有段時間是剃平頭的，想嘗試自己性別的樣子，也因為在那個環境中被接受的range很大，卻不存在著批判性，所以非常快樂。」 不只是性別上的突破，性向亦然。 黃郁晴高中參與戲劇社時，第一次認
近年鬼事特多，疫情席捲百工，世界局勢動盪，卻不知是否與此稍有關聯，日本鬼怪漫畫討論度極高，在一年將盡之時，有3場展覽於台灣同時掀起：無論是跟著《鬼滅之刃》殺鬼，在仇恨的形體消逝以前、看見無論人鬼背後都有埋藏極深的故事；或者參與《咒術迴戰》的戰役，理解最軟弱之人有可能才是化解危機的關鍵；同時，鬼怪界也吹起老派風潮，引領我們進入《鬼太郎》，一睹可親可愛的妖將在台灣重啟話題。 不過，世間有形而下的鬼怪之狀，也有形而上的離奇「鬼事」任何工作都有可能發生瓶頸、煩惱、挫折與荒誕之事，且面臨的景況各有不同，本次我們邀請台灣的創作者一同「抓鬼」，探究不同藝術領域間的苦痛心酸，且好奇此些人是如何一一化解？
近年鬼事特多，疫情席捲百工，世界局勢動盪，卻不知是否與此稍有關聯，日本鬼怪漫畫討論度極高，在一年將盡之時，有3場展覽於台灣同時掀起：無論是跟著《鬼滅之刃》殺鬼，在仇恨的形體消逝以前、看見無論人鬼背後都有埋藏極深的故事；或者參與《咒術迴戰》的戰役，理解最軟弱之人有可能才是化解危機的關鍵；同時，鬼怪界也吹起老派風潮，引領我們進入《鬼太郎》，一睹可親可愛的妖將在台灣重啟話題。 不過，世間有形而下的鬼怪之狀，也有形而上的離奇「鬼事」任何工作都有可能發生瓶頸、煩惱、挫折與荒誕之事，且面臨的景況各有不同，本次我們邀請台灣的創作者一同「抓鬼」，探究不同藝術領域間的苦痛心酸，且好奇此些人是如何一一化解？
近年鬼事特多，疫情席捲百工，世界局勢動盪，卻不知是否與此稍有關聯，日本鬼怪漫畫討論度極高，在一年將盡之時，有3場展覽於台灣同時掀起：無論是跟著《鬼滅之刃》殺鬼，在仇恨的形體消逝以前、看見無論人鬼背後都有埋藏極深的故事；或者參與《咒術迴戰》的戰役，理解最軟弱之人有可能才是化解危機的關鍵；同時，鬼怪界也吹起老派風潮，引領我們進入《鬼太郎》，一睹可親可愛的妖將在台灣重啟話題。 不過，世間有形而下的鬼怪之狀，也有形而上的離奇「鬼事」任何工作都有可能發生瓶頸、煩惱、挫折與荒誕之事，且面臨的景況各有不同，本次我們邀請台灣的創作者一同「抓鬼」，探究不同藝術領域間的苦痛心酸，且好奇此些人是如何一一化解？
學習劇場設計出身，韋以丞如今在舞台上時而擔任編舞、導演，簡直無所不能，其中，又以演員的身分最為人所知。他的表演生活與其飲食習慣一樣，沒有章法、捨去界線、勇敢冒險並創造驚奇。此番形容詞，端看他的蛋炒飯食譜便可得到應證。 「有次我心血來潮，想自己動手做一份蛋炒飯。」他說，那次他從冰箱端出隔夜飯，且不急著下鍋，而是送進冷凍庫再冰五分鐘，「然後把雞蛋打散，直接讓冰過的米飯浸泡蛋汁。」他讓米粒吸飽蛋液、鍋底預熱、刷上牛油、倒入金黃米飯、大火快炒、撒上細蔥，最後鋪上滿滿一層起司粉「超級好吃。」他說。 韋以丞滿足地回憶著。儘管作法全然不符合蛋炒飯的料理流程，誰會想到要結合義式起司與中式炒飯呢？然而他所有的吃食靈感，往往都來自不願被任何既定印象框架，他喜於冒險，跟隨直覺。 所謂不被界線框定，不只是他吃什麼，更是他「什麼時候吃」。韋以丞說：「我的飲食規劃就是沒有規劃。」他聽從身體的需求，起床喝杯咖啡，中午若不甚餓就不吃午餐，「但如果心血來潮想吃麻辣鍋，我就會一個人去吃。」身體需要什麼，他就給予什麼，光是如此，便找到他作為創作者的養生之道。
宮能安心底有一盞偏執狂的燈，一旦點亮，就非得把目標任務完成才肯罷休。例如自2016年開始，由他發展出來的《地球人遇見小王子》的單人說演劇場，跨足海內外，迄今已達600多場演出紀錄。又例如當初他為了離開家鄉的舒適圈，從高雄北上來台，尋著零星釋出的徵選活動，硬是鼓勵自己踏入音樂劇的範疇試試看。他說：「我是學表演出身的，音樂不算是我最擅長的事情，在台上開口唱歌還是會有點緊繃。」 不過，燈畢竟點亮了。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名演員了，因此前方遇到任何挑戰，他都敢於嘗試。 這份偏執的狀態，在求學時期略見端倪，「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宮能安說。以吃飯為例「國高中的營養午餐不是都會用鐵桶裝嗎？現在回想起來，我吃白飯的時候，很喜歡挖桶子中4個邊角的部分，因為那裡靠近鍋邊、濕氣最重，入口軟爛。」 他一面說一邊解釋，像是泰國那種粒粒分明的米飯不喜，柔軟的越光米大好。宮能安喜好分明，卻又不張揚，經常把那盞燈亮在無人看見的地方。
人稱陶爸的陶傳正走進排練場，目光炯炯，講起話來中氣十足，隨時拋來笑料，讓人都要忘記他其實已七十好幾。 攝影的時候，他眼見一張沙發，便向攝影師說：「我擺個平時在家的姿勢給你看。」自在橫躺，聊什麼都像是在家，沒包袱。他說因為自己是企業家出身，經常有人要他演董事長，但在舞台上，他從沒一天把自己當董事長看，「特別是現在這個年紀，還要演什麼董事長？煩都煩死了。若是有人要我去演個瘋子啊、流氓啦，我可能還比較自在。」 等了半年的那通電話 陶傳正演出至今，累積作品無數，然而細細想來，最讓他過癮的仍是最初一頭栽進劇場的那段時光、與表演工作坊（以下稱「表坊」）作戲。 他年近半百踏入劇場，緣自當年妻子待的婦女團體籌備演出經典劇目《圓環物語》，當時他飾演其中一幕操著山東口音的老漢，「想說那個角色懂音樂、又滿嘴髒話，跟我很像啊。」語畢，哈哈大笑。沒想到那齣戲被賴聲川給相中，問他：「有沒有興趣跟表坊一起演戲啊？」就是這句話，讓他輾轉難眠，思索那是客套話嗎？還是真有此意？在乎得不得了，像是少女扯花瓣的愁容，數著他愛我、他不愛我、他「賴聲川說會主動跟我聯絡，等了一週沒電話，第二週也沒有，我想說算了，那果真是客套。結果大概隔了半年，那通電話打來了。」 等了半年的電話是《廚房鬧劇》的邀演，從此開啟表演生命。「第一次正式上台的時候，賴聲川可能擔心我會怯場，演出前還跟我介紹，說那裡是舞台啊、這裡是觀眾席看出去的樣子啊。演完後，他指著我說：『還裝哪？我看你一點都不怕』。」拐著彎誇他台風穩健。回想這事，他又格格笑著，說自己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後來跟著表坊，一年兩場戲，一齣戲演30幾場⋯⋯愈來愈少進公司，演到我老婆要翻臉，好可怕。」 那就是了站上國家戲劇院的舞台也不怕的陶傳正，只怕太太不悅。但嘴上喊怕，臉上寫的卻全是感激，直說當初是因為太太開始進公司管理，自己才能放手表演。 表演精采了人生下半場 後來，最廣受討論的「都市傳說」，是1995年在國家戲劇院演出《一夫二主》。「那齣戲後來引起很多討論，各種說法都有，但沒人知道到底發
1987年的黎煥雄，我們大致熟悉那年台灣宣布解嚴，國家兩廳院落成，而黎煥雄領軍的河左岸劇團接連推出了《兀自照耀的太陽》及《拾月》，慢慢找到自己的劇場位置。許多人談到他的年少，都是那樣風風火火的記憶，好像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一個關鍵的點上。 黎煥雄說：「我不介意一直談80年代，其實也不太介意少年的定義。」雖然如此，他說仔細想想，那些年發生的事情，其實是落在大學中堅時期，藝術的灌輸與覺醒都非常明確。可是，若真的想聊年少時期的曖昧含混，得把時序往前拉一點：「那是70年代末期，我真正的少年時期。而且剛好蠻符合歷史對於那個時代的印象：苦悶。」
那是個尋常的早晨，因採訪王嘉明導演之故，我與攝影師受邀到他剛搬進的新家，趁著攝影師補拍畫面的空擋，瀏覽他書櫃中的書，直到瞥見其中一本後停下那是《親愛的人生》。 啊，是的。攝影師剛到訪的時候有跟導演提到，「我們見過面，」她說：「2018年的時候，因為拍攝《親愛的人生》，你跟李維菁的對談。」 「對，2018年。」導演想起。 這一來一往的對話好快就結束了，當下沒有什麼情緒，但我總感覺，在這空間中的我們仨，心中都有一個沒有吐出來的嘆息，悄悄地收著。同樣沒有說出來的是，那一年，我就是看了刊登在 《PAR》上他們的對談，才會買票去看《親愛的人生》。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再過不久就會開始在雜誌上登採訪稿；王嘉明大概也不曉得這齣戲會在法國巴黎的秋天藝術節獲得這麼大的回響；而更沒讓所有人想到的是，李維菁當時依舊像夏日早晨的晴朗笑容，再過幾個月就會離開。 我有時候會想，劇場一直都是這樣的地方，必須有人的存在才能夠成立，因為如此，雜誌的意義，某種程度而言，是永恆地記錄了一切還沒有發生的那一刻還沒有發生，卻熱烈期待；還沒有發生，而勇敢期盼；還沒有發生，所以當下這一刻便恆久的被留存，這些人的這些對話，被恆久地留存。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每回拿到雜誌，我總是最先翻起人物專訪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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