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恆久留存的我們
那是個尋常的早晨，因採訪王嘉明導演之故，我與攝影師受邀到他剛搬進的新家，趁著攝影師補拍畫面的空擋，瀏覽他書櫃中的書，直到瞥見其中一本後停下那是《親愛的人生》。 啊，是的。攝影師剛到訪的時候有跟導演提到，「我們見過面，」她說：「2018年的時候，因為拍攝《親愛的人生》，你跟李維菁的對談。」 「對，2018年。」導演想起。 這一來一往的對話好快就結束了，當下沒有什麼情緒，但我總感覺，在這空間中的我們仨，心中都有一個沒有吐出來的嘆息，悄悄地收著。同樣沒有說出來的是，那一年，我就是看了刊登在 《PAR》上他們的對談，才會買票去看《親愛的人生》。當時我不知道自己再過不久就會開始在雜誌上登採訪稿；王嘉明大概也不曉得這齣戲會在法國巴黎的秋天藝術節獲得這麼大的回響；而更沒讓所有人想到的是，李維菁當時依舊像夏日早晨的晴朗笑容，再過幾個月就會離開。 我有時候會想，劇場一直都是這樣的地方，必須有人的存在才能夠成立，因為如此，雜誌的意義，某種程度而言，是永恆地記錄了一切還沒有發生的那一刻還沒有發生，卻熱烈期待；還沒有發生，而勇敢期盼；還沒有發生，所以當下這一刻便恆久的被留存，這些人的這些對話，被恆久地留存。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每回拿到雜誌，我總是最先翻起人物專訪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