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聊起讀劇在劇場中的意義，許正平認為，得先談談過去10幾年來「編劇」在台灣社會中角色的轉變。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台灣劇作家的位置很尷尬。」許正平說。

他講尷尬，甚至有點客氣。有段時間，台灣的表演藝術環境盛行後現代主義的風氣，推崇排練場的即興創作，排斥語言、排斥故事，「有一個老師曾經在上課的時候直接說：北藝大的戲劇創作組可以廢掉了。」

偏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求學探索，他卻能執意在各種語言的嘗試中，玩轉出另一種劇本的風格語調，一次又一次站穩自己的腳步。在此過程當中，便是透過讀劇讓他明白劇本語言的多樣性。

加入讀劇思維，《愛情生活》賦予靈魂

事實上，許正平是先在文字領域站穩腳步，才嘗試往表演藝術探索的人。

中文系畢業，當時的他是各大文學獎的常勝軍，而後轉往劇本創作，也多是在思考文學的語彙如何劇場做結合。

然而劇本畢竟與散文、小說不同，劇本的終點仍得是聲音畫面與空間的交融，是集體的展現而非個體語言的發生。無奈多數時候，編劇與劇本的關係都像是一人的職場，許正平就讀研究所時期寫的《愛情生活》就是如此，他渴望捕捉愛情的生滅，然而冗長瑣碎對話，寫到最後讓他煩膩無比，悶著頭寫完，自認不是能搬演的作品，原以為這個劇本就將一直被封印著了。

直到2003年臨界點劇象錄劇團，舉辦了為期兩個週末的讀劇嘉年華。

「當時廣邀了30幾位編劇的作品，進行一場密集的讀劇演出。當知道這個劇本有機會以這樣的形式發表時，我就想著，可以怎麼把《愛情生活》寫得『很好聽』？」許正平說。

他首先修改直線的拋接對白，打破第四面牆讓演員肩負敘事的功能、以角色評論角色，讓舞台指示的功能性也成為推動故事的一個環節。

許正平驚喜地發現：「我在創作的過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平衡文學語言跟對白的順暢性。文學性的語言很難讓人講出來，在劇場中這些台詞能夠如何實踐？真的是到讀劇之後，我才明白不需要等到正式演出，這些問題都會在這個階段知道能夠被如何修正、處理。」

不過，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掌聲能假裝，然而現場的騷動無法掩飾

2013年阮劇團的「劇本農場」計畫誕生，許正平被選為第一屆參與的劇作家之一。此計畫的核心概念乃邀請劇作家駐村嘉義，為期1年的時間孵育劇本。在那個年代其實是一種非常大膽的事情，開始有團隊真正重視劇本文字，將劇作家的位置高舉，也因而從中誕生的無數佳作。

許正平的《水中之屋》便是在彼時完成。

「劇本農場」的價值在於，它並不只是提供寫作環境，更提供讀劇的舞台。所有劇作家在計畫的終點，都是得進行一場公開讀劇。

許正平回憶：「其實在公開之前，我們會先進行一場內部讀劇。當下就可以感受到哪些地方不對勁，可以如何改寫。事實上，在內部讀劇結束以後，整個劇本的結構重新打掉重來都是很常見的事情。進入到公開讀劇階段時，照理說劇本完成度應該要達到八、九成了，你接下來要審視的就是觀眾的回饋是否如預期。」

讀劇，並不只是演員聲音的展現，同時，也是劇作家第一次感受觀眾呼吸的珍貴時刻。

許正平說，演後的掌聲或許能夠假裝，但是讀劇現場的騷動無法掩飾。

「這個例子，以今年剛完成讀劇的《換／幻妻》來說，應該最準確。」許正平說，讀劇前的他經常忐忑不安，不確定劇本被觀眾接受的程度為何。而《換／幻妻》的不確定性，又來自導演對劇本加入諸多自己的詮釋，幅度之大遠遠超越自己當初創作劇本的想像。然而，讓他明白驚訝的地方在於，原先實驗性很強的部分，都因為演員及負能量的身體表演、角色之間的特殊能量而快速地被觀眾所接收。

「此作在牯嶺街小劇場行之有年的『為你朗讀』系列活動中，首次對外的讀劇發表。讀劇導演在演出中對劇本加入諸多空間、身體和聲響的詮釋，拋棄慣性的對話唸白節奏和寫實表演，實驗幅度之大，遠遠超越我當初創作劇本時對劇場表現的個人想像。」許正平說：「不過，也是透過這個作品，擴充了我對語言文字在劇場中如何作用的想像。讀劇原來可以不只是將劇本『忠實』地介紹給觀眾，而是大膽地提出未來正式搬演時的諸多可能性，這對追求創作自由和突破的劇作家是很大的助益和啟發。」

明白這件事情以後，我愈寫愈自由

透過讀劇，許正平愈來愈明白。編劇原來不是一己之事。

許正平教書的時候常舉一個例子，是大衛．哈洛維（David Harrower）編劇的《黑鳥》。「每次給學生讀這個本的時候，大家都說台詞很難理解，斷句的方式奇怪又不符文法，不是話沒說完、就是不斷重複某些對白，阻斷讀者對於文本的理解。」許正平說，然而，這樣看起來斷裂的劇本，往往是捕捉到日常最行雲流水的劇本狀態。

「我覺得在台灣，作為一個編劇在這方面的訓練是很少的。我們習慣寫流暢的語言，通常是為了推動故事情節、讓資訊完整而充分溝通。」許正平說：「但生活多是無法溝通、或者是言盡於此的狀態，如果作品不跟著劇本的對白一起流動、不和角色的身體和場景裡的生活一起感受到空間，那就很難創造出一個自然的劇本。」

多年以前，他亦曾經茫然不安，詢問友人導演：「現在劇場的創作空間這麼大，難道編劇只能負責把演員要講的話寫好就好嗎？」原想能夠被好好安慰，不料對方直接回答：「對，編劇的工作就是這樣。」

那時候，他是很沮喪的，「以為編劇的功能被限縮了、位置被邊緣了，當時我總想著，劇本為什麼只能是一個即將被執行出來的、預設好的目的，而不能在過程中幫忙導演、設計開啟他們的劇場想像呢？」

更多年以後，許正平才會明白，所謂「負責把演員要講的話寫好」，是一種自由。那意味著你不會被任何事情限制，你只管任何你想創作的對白，相信劇場，相信這裡不會只有你一人。

「現在創作的時候，我愈來愈相信，劇本不會是一個目的性的作品。它不是一個大家一同築起來的模型，而是藍圖，我能夠藉由語言開啟更多的可能性。」許正平說。這份創作藍圖的意志，就是他能夠繼續寫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