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是一項挑戰性十足的職業，長期以來由男性主導，那麼，台灣何時出現女攝影記者？為什麼她們想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在不同的時期，女攝影記者的工作內容、狀態和處境有哪些差異？由時報文化出版的《鏡頭後的她們：臺灣女攝影記者探尋》一書，是資深藝文記者吳垠慧投入近5年時間，探尋台灣女攝影記者生涯的成果，以新聞媒體發展史為經，台灣攝影史、女性角色變遷作緯，一方面勾勒出女攝影記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從紙媒發展對照女攝影記者於不同時期的工作處境，讓新聞攝影圈「少數民族」的女性工作者身影不再模糊。PAR特此刊載精采書摘，以饗讀者。
「有次做夢，夢見自己是個殺手，但不是在現場把人殺死，而是把人抓回去，綁在一塊大石板上，板子上方有另外一塊大石板，『砰！』壓下來，板子升起來之後，那個人就變成一張大八開的彩色版面了。」
連慧玲的夢聽起來像黑色卡通，也鮮活道出在《時報周刊》工作的壓力，即使如此，一晃眼她也待了30載，有位攝影大哥曾以「九命怪貓」形容她，無論雜誌歷經幾度「改朝換代」，2008年還換東家；也不管媒體產業的大環境怎麼轉變，她都能兵來將擋，直到2018年退休。3年後，《時報周刊》的紙本熄燈。
連慧玲，熟識的人叫她「豆子」、「豆子姐」，綽號喚久了，反而忘了她的本名，「豆子」這綽號的黏著度很高，主要是人如其名，個頭嬌小，在新聞現場容易鑽到海景第一排的好位置。她出道早，從《張老師月刊》起步，後轉戰《時報新聞周刊》，兩年後雜誌收攤，改去《時報周刊》，就這麼一路順著生命的河流，當了近40年的攝影記者。
2021年底和連慧玲聯繫上，她已經過了3年的退休生活，正慢慢淡出與攝影記者圈互動之際，趕緊將她的記憶和塵封的照片捕捉回來。年過60的她，身上還透著1980年代攝影記者特有的氣息：混著一點江湖氣與文青氣（和酒氣？）的百無禁忌，跟著她的記憶，我們回到1970、80年代的校園和街頭，走過黑白、彩色照片的年代再邁入數位的網路世界，一路看盡紙媒發展的起落。
從放牛吃草到專注的攝影學習
連慧玲1961年生，成長於花蓮，國中畢業後到台北報考「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世新大學）5年制專科，當時世新五專設有四科：編輯採訪、廣播電視、報業行政和印刷攝影，前兩科最熱門，在成績不算好、選擇有限的情況下，她選了自己也不甚理解的「印刷攝影科」，1975年入學就讀，1980年畢業。
印刷攝影科主要學的是印刷，這部分課程對日後在雜誌社工作的助益頗大，課程中也有新聞概論，這門課她唯一記得的是：「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句經典名言。專三有一門2學分的攝影課，任課老師是助教，教光圈、快門等純技術，引不起她的興趣，要交作業的時候，她跟班上的好學生說：「多拍幾張，到時候請你吃飯。」藉此矇混過去。這門課學生得自備相機，連慧玲跟父親「請款」購機，深怕女兒沒學校念的連爸爸，二話不說掏錢讓她去漢口街買台Canon AE-1。
連慧玲的攝影啟蒙其實是表哥呂理政（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等職）。呂理政畢業於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手繪、雕刻、攝影等無不信手捻來，在連慧玲眼中，表哥是個「除了懷孕之外，什麼才能都兼備的兄長」。有了相機之後，呂理政帶她去南海路植物園拍荷花，新手上路，測光、對焦速度緩慢，還被虧說「等你拍完，荷花都謝了」。
當時學生流行一種文藝書籤，一張照片或圖畫搭配一段祝福或抒情文，連慧玲的同學有管道可兜售，號召同學們一起拍照賺外快，可練技術又能賺錢，頗能激發學習的動力。
真正開始嚴肅面對攝影這件事，是專三暑假，她和同學柯曉東（也是攝影記者）、葉文苓（柯曉東太太，從事美編工作）3人去應徵《張老師月刊》實習生。世新專四、專五才會去印刷工廠學做製版，專三去實習純粹是暑假太無聊，看到校內張貼的徵人海報，便好友結伴一起闖。
《張老師月刊》原是救國團內部刊物，1970年代末改版後對外發行，總編輯余德慧是心理學家，招募一批校園新血加入實習行列，連慧玲被指派當攝影，至於為什麼？她也毫無頭緒。事後來看，《張老師月刊》在攝影記者的任用上似乎沒有「性別門檻」，除了連慧玲，郭娟秋、張詠捷等也曾任雜誌攝影且表現有目共睹。
為了補強技能，同事引薦她去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旁聽吳嘉寶的攝影課，不僅得到系統性的技術學習，也才得知原來攝影有許多類型及可能性，至此開始覺得有趣。
印刷攝影科的印刷工廠有暗房，只不過是用來製版顯影，而不是沖洗底片照片，連慧玲都是去同學家借用暗房，她的第一部放大機，是余德慧介紹案子賺錢購入的，在《婦女月刊》兼差之外，她也幫大學老師翻拍教材。此外，彩色暗房的設備又有不同，為了學技術，3人集資湊足一個人的學費，推派連慧玲去上課，課程結束後買了一台彩色放大機、藥水等設備，在葉文苓家地下室布置一個彩色暗房，玩了一段時間。
在設備、師資都缺乏的1970、80年代，校外開班授課者不少，包括代理器材的廠商，「課程五花八門就像拼裝車」，3個活力十足的年輕人接招拆招，在半自學狀態下摸石過河，不知不覺也踏入了媒體界。
在《張老師月刊》奠定媒體工作的態度
畢業後，連慧玲正式成為《張老師月刊》攝影記者。《張老師月刊》是台灣第一本大眾化的心理學雜誌，雖然余德慧在大學任教，可雜誌訴求與一般讀者對話，連慧玲舉例說，余德慧覺得宮廟就像台灣的社區心理諮商機構，「我們就去拍宮廟、乩童，觀察他們怎麼跟民眾互動。」雖然文字記者大多出身心理學科系，文章刊出前都會先給美編和攝影讀過，「我們看不懂的地方，他們就會做調整。」
「我們比較像是一起完成事情的團隊，不太像僱傭關係，總編輯就像帶學生，他迷社會學，就帶我們做田野；迷人類學，就找老師來教我們……」較之於求快的記者本色，這段時期的薰陶，影響她在待人接物上多了點謹慎與柔軟，「就是學習一種態度吧，也是我做媒體工作的基本調性。」
如：《張老師月刊》很早就觸碰同志議題。1980年代的同志圈很隱諱，為了找尋受訪者，連慧玲和文字記者去「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她戴上帽子不說話，坐在涼亭等人搭訕，有人看看她說：「哎喲，長得還算清秀，可惜是個小啞巴。」也有謹慎的人發現她沒有喉結：「查某ㄟ。」總算找到一位願意帶她們去gay bar的「線民」，「那時候去gay bar要按門鈴，說是誰介紹的，他們很低調而且經常換地點。」
拍出興趣之後，就想挑戰更多題材，為此曾到其他媒體工作，如：1981年去政治評論刊物《國是評論》（1981.12.3創刊），只有她一位攝影記者，兩週後主管叫她甭去了，「我拍漁村，把照片洗成文學調，主管從垃圾桶把照片撿起來問我：『你在拍什麼？』我說：『漁夫曬魚。』他問：『為什麼洗這麼黑？』我說：『我覺得這樣好看。』他說：『你不用來了。』我摸摸鼻子就走了。」也曾報考《家庭月刊》（台視的平面出版品），只招1人，評審吳嘉寶、阮義忠不約而同選上她的作品，可在余德慧的勸說下續留《張老師月刊》；亦曾去《遠見》工作20天後離開，直到1986年被挖角到《時報新聞周刊》。
《時報周刊》五花八門的攝影歷練
《時報新聞周刊》以《時代》（TIME）雜誌為範本，成立宗旨為「以國人觀點報導國際新聞動態為主體的新聞性周刊」，當時攝影組主任是蕭嘉慶，副主任蘇俊郎，記者有葉清芳、高重黎、劉振祥和連慧玲是唯一的女性。
進周刊沒多久，就遇上「桃園機場事件」（1986.11.30）。流亡海外的許信良、謝聰敏等黑名單人士試圖返台未果，許多民眾到桃園機場聲援，軍警在機場聯外道路設置路障，雙方發生衝突，水柱驅離、棍棒石塊齊飛，「群眾情緒沸騰髒話滿天飛，被推倒的警車像大型雕塑，眼睛因催淚彈刺痛得張不開……」混亂的場面令人記憶猶新。
「機場事件」是「高雄美麗島事件」（1979.12.10）之後台灣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攝影記者怎麼應對這樣激烈的衝突？該拍什麼、該取什麼角度？過去沒有人教，只能自己邊跑邊摸索。
1980、90年代台灣社會不平靜，街頭運動是家常便飯，攝影記者的人身安全也引人憂慮。1988年連慧玲轉到《時報周刊》後，攝影組主管楊人凱還為同事們添購防火衣，可惜，沒人實際穿上街頭跑新聞。
當時這群正值青壯年的攝影記者幾乎投注在工作上，入夜後一起吃飯喝酒到天翻魚肚白是常有之事，也是那個年代攝影記者特有的工作印記。
《時報周刊》是綜合型雜誌，各種新聞都可能遇上，相較之下，體育、軍事是連慧玲較少碰觸的範疇，主要是她對運動規則、軍事專業較不熟悉，也因此，那些極少數的工作經驗就更加難忘。有次，她代班拍軍事演習，第一天，軍機「咻」一聲很快飛上天了，她還找不到飛機在哪，趕緊向同事求救，「第二天就知道怎麼調整，還好演習有3天，不然就開天窗了。」
「澎湖愛滋學童」是連慧玲最有感觸的新聞事件。1994年8月，一名澎湖學童因車禍輸血被感染愛滋的事情被媒體爆出，引發當地民眾恐慌，有家長透過民代施壓要求學童轉學，這件事引發社會對愛滋病污名化、恐懼和歧視的討論。連慧玲和王浩威、楊索前去採訪時，學童看到相機有如驚弓之鳥，連慧玲只能偷拍，可偷拍畫面有限，於是她想了一個辦法：「既然孩子這麼怕相機，不如把相機交給他去拍，改成『小孩眼裡的世界』來呈現？」她打電話回台北徵求總編輯張國立的同意獲准，這名學童便好奇地帶著相機出門拍照。當照片洗出來才看到，他都是拍人的背影或空景，人們因為害怕都離他遠遠的，還曾躲到墓地寫功課，照片如實反映童年被剝奪的傷害。連慧玲除了感謝總編輯的寬容，也認為唯有雜誌才有可能爭取到這樣的應變空間。
連慧玲
1978-1981《張老師月刊》實習攝影記者
1981-1986《張老師月刊》攝影記者
1986.11-1988 《時報新聞周刊》攝影記者
1988-2018《時報周刊》攝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