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部推理新作，又如何與作者個人近來遭遇的「烏龍事件」，有所關連？
在紀蔚然過往的劇本、雜文與前兩部小說中，有我們所熟悉的嬉笑怒罵、辛辣嘲諷，在《人性遊戲》中，文字依然尖銳，但整體而論，字裡行間卻有更為深沉的憂傷——對自己身處的這個世界，對活在這個世界裡的人們。就像吳誠從Neil Young的〈Heart of Gold〉曲中回望嬉皮年代時的感嘆：「那是個充滿信念和憧憬的年代，然而物換星移，革命的熱血早已冷卻，對於事物的發展我們只能逆來順受，眼睜正看著全球逐漸被私心與貪婪撕裂得分崩離析。」
對紀蔚然╱吳誠而言，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醜惡，極端、分裂、仇恨，成為社會關係常態，善良與左派的力量節節敗退，「在這聒噪的年代，沉默有時是最嚴重的抗議，但有誰聽聞？」而當沉默被理解為默許苟同時，「不平而鳴」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臺北戲劇獎」第二屆頒獎典禮甫於7月6日，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球劇場圓滿完成，典禮本身熱鬧精采，得獎名單亮眼可觀，台北劇場界共同度過了一個星光閃耀的盛會。只是，這一切美好，卻因為隔天下午的一篇臉書發文，而莫名地沾惹了塵埃。
紀蔚然在透過友人轉發的聲明中，對自己原本受邀、並應允擔任戲劇獎「最佳戲劇獎」頒獎人，卻因為莫名原因（猜測是文化局高層介入），被逕自更換頒發獎項（「獨立精神獎」），表達不平之情，和未來「非誠勿擾」的請求。
這篇發文，迅即在向來平靜無波（特別是在「黑特劇場」退出臉書之後）的劇場界引發不少回應——超過1000次個回應，超過200次的分享。多數留言者對紀蔚然遭受的對待，表達關切、遺憾、不平，少數留言對文化局╱高層有所批評，但幾乎沒有人對「戲劇獎」本身的重要性，有所質疑，更少有人對高層以下的承辦人員有所指摘，反而有為「相關者」抱屈者。
兩天之後，身為當事者的蔡詩萍局長，在個人臉書發表了回應。全文長達1300字，是紀蔚然原文的近3倍，顯見他對這場小小風波的重視。
蔡詩萍局長的回應，從標題〈不免落落長了，但臺北戲劇獎的努力應該被看到，小誤會應該被澄清。〉看，就是兩個重點：文化局辦理戲劇獎的用心與辛勞，對本地劇場界的支持，不容否定；紀蔚然宣稱受到的對待，純粹是因為承辦同仁與典禮執行單位的問題（「接洽的人員並沒把握住這獎項的特質，以至於說不清楚，造成誤會」、「協力廠商在執行上的缺失」）所造成的誤會，與他認知的「事實」不符，因此，紀先生自認不受尊重的感受，也無依據或道理。最後，他還搬出長官的提點（指示？）：「更謝謝他（蔣萬安市長），提醒我要澄清來龍去脈，以免同仁們的努力，被一個誤會而以訛傳訛」，將發文的兩個重點，建立起邏輯上的連結——不要讓紀蔚然因為「技術性的流程問題」而生的誤會，破壞了「臺北戲劇獎」主辦單位的用心：「我們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們保證一屆會比一屆更好，更善體人意。」
身為知名公眾人物的蔡局長發文，自然引發更熱烈的回響：超過2800個回應，近百則留言，30多次分享，被牽扯其中的另一位知名公眾人物，也就是取代紀蔚然，頒發「最佳戲劇獎」的吳念真先生，也在自己的臉書上發文回應。
吳念真先生的發文，為蔡局長的解釋背書（「我沒說過『蔡詩萍局長打電話給我』」），也微微調侃了「氣度狹小」的紀蔚然（「至於頒什麼獎我都沒問」），並且再一次鞏固自己「與人為善歐吉桑」的形象（「我去當頒獎人只為彌補去年因為住院而臨時缺席的『歹勢』」）。短短百來字，就能面面俱到，足證他駕馭文字的嫺熟，掌控敘事的功力，以及在「文化界」的穩固地位。
綜言之，針對紀、蔡兩篇發文的回覆多半簡短、溫情、立場鮮明，符合網路同溫層特色，除少數幾則對戲劇獎機制本身提出疑問以外，幾無對事件所突顯的「機制」問題有任何實質討論。當然，臉書只是一個「社交」的場域，對認真討論具體細節的期待，不免昧於現實，但，如果能以這個事件作為一個觸發點，透過文化機關的中介，針對戲劇獎的制度性問題（如常設機構的建置），匯集更廣泛的專業意見，甚至擴大戲劇獎的影響範疇，或許才是同業所樂見，蔡局長的保證（「一屆會比一屆更好，更善體人意」），也不至於淪為「損害控管」（damage control）的政治話語。
這起「烏龍事件」，或「茶壺裡的風波」，在蔡局長致電表達歉意，紀蔚然再發一文表示諒解、釋懷，而告一段落，對戲劇獎的未來，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具體的影響，劇場界在短暫的喧擾之後，復歸平靜。
至於隱居淡水，從「龜山島事件」之後就已遠離劇場界的紀蔚然╱吳誠，是不是「雪花」（snowflake）？是不是「小題大作」？或者，他對這件小事的反應，和他對劇場界的看法，兩者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
在系列第一部《私家偵探》中，吳誠在「龜山島海產店」的一場慶功宴裡，大放厥詞，不留情面地對本地劇場界大肆批評，並且宣稱退出劇場界，是為「龜山島事件」。
吳誠在小說中，說「台灣早已不要藝術，台灣要的是太陽馬戲團，是《貓》和《歌劇魅影》，是到處在第三世界招搖撞騙的Robet Fucking Wilson！台灣要的虛有其表的絢麗，以及廉價的感動，我講的不安是劇場觀眾，同時也是大部分民眾，政客不就是這樣騙到選票的嗎？我想問一個問題：台灣到底還有沒有名副其實的藝術家，還是只剩下專業的騙子？」「……那些戲班子……是專業的騙子，我們（小劇場）卻是喊拳賣膏藥的業餘騙子。」
「龜山島事件」即使並非真實事件的重述，但似乎也不是小說作者單純的虛構，而隱含著他對現實的評論。因為當紀蔚然在接受小說家李維菁專訪時，其實對台灣當代劇場的趨勢，有更直接而嚴厲的批判：「如果劇場作為一種文化批評的藝術形式，我想這種精神百分之九十九已經死了」，「台灣的劇場有兩派主流，一是我稱之為『新感動主義』，浮濫的懷舊，輕言感動，另一種則是大搞刻薄嘲諷」，「在劇場界，在台灣社會中，長年以來看到的都成為了便宜的抱怨、便宜的思考、便宜的結論、便宜的評論文章，而大家四處販售著廉價的情感」，「我不在意我看的是藝術劇場還是商業劇場，但我最怕的是半吊子的『假藝術』」。
吳誠╱紀蔚然的不滿，是創作者對現實不經思考的膚淺回應，是以多元之名掩蓋想像力的薄弱，是以「輕」之名包裝的媚俗，是批判精神的失落。他的這些批評，是否真確，到今天是否仍然有效，可受公評，但，劇場在本地社會中的相關性（relevance），或所謂的存在感，確實是值得反思的重要課題。團隊對經營的憂心、對相關補助機制的疑慮，都值得關切，文化政策預算問題，也應有所回應，但，創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與整體社會的關係，或許是更根本、更重要的課題，值得進一步的深究討論。
因此，紀蔚然針對頒獎爭議的不平之鳴，或許不只是他個人的情緒抒發，而是呼應了他對劇場現狀的評論，那麼，我們有沒有辦法以這個小小風波為起點，認真反思台灣當代劇場現實，特別是如何能藉由眾所關注的戲劇獎，刺激、影響、推動更能對社會發聲的創作思維，才是真正的「善體人意」。
吳誠在《人性遊戲》中說：「台灣社會兩極化的走向令人不安……歧見如山，對話何其難，這麼多的社群網路無異一大諷刺……」「這種（虛擬）社群感假象多於實質，往往禁不起現實考驗：而所謂同溫層像極了自我封閉的客家圍樓，一方面護己，一方面排他」，不知他對紀蔚然在網路上引發的這場風波，會有什麼評論？
〈透過私家偵探之眼，理解世界運作的邏輯（上）關於紀蔚然小說新作《人性遊戲》的不平之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