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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哲凳」系列讲座PART 01: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 在剧场,打开众声思辨之所

「好哲凳」系列讲座PART 01: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讲师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及主持人哲学作家朱家安。 (国家两厅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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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剧场是一个众声之所」的古典定义出发,国家两厅院与哲学作家朱家安合作策划「好哲凳」艺术思辨讲座,针对两厅院21岁以下的会员「厅院青」和一般高中生,设计一系列议题探讨的讲座与课程,尝试在公共空间撑出一个开放式哲学讨论的场域。首场邀请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担任讲师,以「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为题,於2020年12月27日在实验剧场揭开序幕。

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刘怡汝表示,两厅院与青年的对话不局限在表演节目里,全新打造的「好哲凳」推广「哲学思辨」有助於人们思考、发表意见,同时理解别人。除了在两厅院举办,也会进入高中校园,邀请作家朱宥勋、《厌世动物园》作家厌世姬、思辨教育研究者周咏盛等不同领域的讲师,加入与青年朋友一起思辨的行列。

在剧场摆进好哲凳

示范场约有百余人出席,有八成是第一次参加思辨式讲座,大学生占七成、高中生三成。讲座时间共120分钟,先由朱家安主持开场、制定活动规则后,正式进入郑丽君以「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为题,提供哲学背景与个人意见,最后再回到参与者分享个人思辨回馈,并和讲师互动交流。

朱家安先铺陈情境和建立发言规则。他强调艺术和哲学本应是有趣的讨论,现都予人难以亲近的印象,因此,他期待「好哲凳」能打造一处让人安心思考抽象问题的场域。但,既然哲学问题都不会有正确答案,那么,众人大费周章讨论「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的意义为何?

朱家安认为,当我们针对「艺术为何重要?」给出各种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决定了我们在具体生活当中,会关心哪些事情、说哪些话。比方说:如果我们认为艺术重要,是因为艺术可以让生活变得多元,那么,我们就可能不会全盘接受Netflix「你可能会喜欢」的每项推荐,而是自己去搜寻不同类型的影片观看,这就是思考抽象问题之后,具体展现在形塑个人生活样貌的范例,更甚地,公民也会依此监督政府的文化政策。

藉由与实质生活的连结,朱家安确立了「思辨」的价值共识,因此,讲座的主角并非主持人或讲者,而是每位参与者,主持人与讲者提供思考的素材,最重要的是参与者,以及将大家的答案展开来、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

为了让参与者都能进入思考情境,先针对三个问题:「你举一个是艺术的例子」、「你举的这个例子,这种艺术为何重要?带给我们哪些好处/价值?」、「著眼於此,我们该做/注意些什么?」写下自己的答案,然后邀请参与者分享答案,例如:舞蹈、音乐、街头艺人与剧场都是一种「艺术」,透过艺术我们得以看到世界不同的样子,但也有人提出「人自己就是艺术」的观点等。

当参与者的思考齿轮逐步启动,「我们可以没有艺术吗?」命题正式登场。

郑丽君以傅柯的思辨方法为范本,拟出艺术是什么?艺术怎么产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为示范。 (国家两厅院 提供)

文化部长的哲学脑

郑丽君是巴黎第十大学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硕士,她将哲学的训练发挥在从政的角色(立委、文化部长)上,担任部长期间曾推动「审议式民主」,也是强调「知情」(get information)与「理性」的讨论,实质的参与者是主角。

郑丽君认为,艺术在审美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小社群的分享行为,因此艺术可让我们理解自己与他人。她分享2019年法国高中哲学会考的考题,显示法国对於青年思辨能力的重视,并引用孙有蓉《笛卡儿的思辨健身房》书中谈及康德1784年发表的〈何谓启蒙?〉,便是阐述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人们要有勇气使用理智思考,两百年后,法国哲学家傅柯发表另一篇〈何谓启蒙?〉同名文章,藉由重读康德一文重新定义「现代性」。从傅柯重读康德的过程,梳理出他的思辨方法,即:重新提出核心问题,用一连串问题将它拆解成一系列问题,继而转换成一个难题(problem)变成一个思考的方向与目的地,然后建立解决方法(分析、概念、命题、主张)走到终点。

郑丽君以傅柯的思辨方法为范本,拟出:艺术是什么?艺术怎么产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与政治?国家应该支持艺术家吗……等一系列问题为示范,接著分别从历史面、哲学面提供相关资料参考。从剧场史来看,「剧场」字义源自古希腊文「观看」之意,剧场也是公共对话的场域,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发展出商业剧场,并逐渐遍及欧洲,之后出现容纳数千人的大型剧场,也随大航海时代扩张到世界各地,例如:西方剧场形式在20世纪初进入台湾。

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提出对「艺术」的观点,哈伯玛斯1962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书中,提到公共领域包括各式各样的言论自由、权利,并延伸至艺术表达。综合前述,郑丽君归结一个小结论:艺术本来就会存在,不是我们认为它可不可以存在,因为人会追求自由,无论是从西方或台湾历史,都可看见艺术是人追求自由价值的实践,因此它具有公共性与多样性。

在过去,艺术是私人拥有,1946年法国宪法绪言明订:「国家应保障儿童与成人接触教育、职业培训与文化的平等机会」,成为法国文化施政的宪法基础,也让文化成为公共议题。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保障人类基本权利。在法源支撑下,国家得以介入文化施政,1959年法国文化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尔侯(Georges André Malraux)提出文化政府三大目标:「文化民主化」、「保护及发扬文化资产」、「促进现代创作」,为文化施政指引出明确的方向。

文化既属公民权,其所包含的「艺术」就具有「公共性」。郑丽君提问「何谓公共性?」,她援引经济学的观点,阐述艺术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可或缺,虽然艺术可商业生产但不能只仰赖市场提供,艺术都具有公共性,只有高低的差别。循此,政府可以「公共性」为由补助艺术,惟先确立几点:一、政府介入需要法制基础,必须先建立法治体系。二、政府基於艺术具有公共性,补助艺术发展但须遵循「臂距原则」。三、政府兴建场馆,支持场馆运作,但尊重其专业治理。四、艺术作为一种产业,虽然以商业模式运作,但仍具有公共性。

郑丽君强调,艺术的重要性,在於艺术的自由本质具有公共性,也为社会带来异质性与多样性,因此,艺术是自由价值的展现、民主社会的基础。

郑丽君为命题提供庞大的观点之后,活动焦点回到参与者身上。听完演讲后,原先对艺术的想法是否有所不同?对此,有人分享到,原以为艺术只是创作者对感知做出的个人表现,没想到艺术具有公共性等更大的价值;也有人对「全球化」让世界变成「一元化」表示担忧;也有人开始对文化部长的工作产生好奇。

最后,朱家安抛出一个具挑战性的问题:艺术可能有什么坏处?艺术会危害人类吗?让人反思。有参与者认为,时代的主流偏好可能会强化某些审美价值,对创作者及欣赏者形成框架。也有人提到,艺术家在美术馆呼吁关注节能减碳的议题,但他的作品却可能造成资源上的耗费,艺术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两难?

主持人哲学作家朱家安 (国家两厅院 提供)

一起航向思辨之所

诚如郑丽君所言,不同的哲学观念背后,都代表一种世界观,也提供给我们思考的路径,最终,每个人还是要成为思考的主体,然而,台湾社会普遍未能提供思辨交流的环境,也忽略其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将「剧场」框限在节目表现的狭义范畴里,忽略它是「众声、观看之所」的原始内涵。「好哲凳」或说是受到剧场古典定义的启发,也可说是回归剧场初衷的崭新尝试。在剧场,民众不只是艺术的接收者,更应是具反身性思考的主体,无论面对的是舞台上的演出,还是各种议题命题的探索,人们在剧场与他人相遇,一起讨论、思考、激荡、启发,找寻共识或包容多元,不仅是强化剧场公共性的动能,也是对未来提供不同的想像可能。

(本文转载自国家两厅院官网)

讲师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及主持人哲学作家朱家安与现场参与者大合照。 (国家两厅院 提供)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6/1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37期 / 2021年01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37期 / 2021年0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