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机构」系列讲座的第二场仍以「机构体系下的创作生产」,邀请四位剧场中生代导演——黎焕雄、周慧玲、王荣裕与郭文泰与会座谈。他们都从小剧场开始自身的创作生涯,一路亲身经历台湾表演艺术环境的发展变迁,也与国家场馆进行过不少合作;趁此机会,4位导演分享了他们对国家场馆发展迄今的观察,也提出他们对场馆与艺术家合作过程的期待。
时间:3月20日晚间
地点:台北 国家戏剧院4楼交谊厅
策画暨主持人:林人中
与谈人:黎焕雄(人力飞行剧团艺术总监、东海大学表艺硕士学程副教授╱主任)
周慧玲(剧场编导、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特聘教授)
王荣裕(金枝演社创办人、艺术总监)
郭文泰(河床剧团艺术总监、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副教授)
林人中(以下简称林):「思辨机构」系列论坛借由机构如何自我思辨的返身性视角,企图打开讨论「生态机构化」的空间。从1987年台湾解严到90年代,没有所谓表艺文化政策制度,而艺术家生产的行动与作品、碰触的社会议题及美学的实验,都构成了反思今日台湾剧场生态的基础。请4位艺术家先谈谈如何看待这些变迁。
王荣裕(以下简称王):以前法令没那么严格。1997年我们做《祭特洛伊》演出,那时华山是废墟,10几年没人用,台北市中心的鬼城。我跟里长说好在那里演出,演出时公卖局来说那里是他们的,我们就写公文申请场地,他们说公文不会过,我就小聪明想说公文大概要跑两周,没那么快,我们演完就走。结果首演时警察来了,新闻闹很大,我被警察抓去关,在派出所卢了一天才放出来。后来也算有好结果,就拨给文建会,现在是文化部,谁晓得就变很贵,机构化了。
黎焕雄(以下简称黎):这两年回头看,我有很多的所谓重访、重建或世代交替的作品或访谈──一直切回1987年,那时跟王墨林有过一些体制外的合作,那一群里也有现在刚接任北美馆馆长的王俊杰,说起来比较像是一种「江湖」。1987是小剧场的时代,我们针对两个议题做串联,决定来做《拾月》,一是因为解严,再来就是这栋建筑(国家两厅院)开始营运。到淡金公路海边做环境剧场,声称要跟两厅院开幕打对台,但是1992年我就进来(实验剧场)作戏了,一群当初小剧场论述者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妥协了」。但事实上,我没办法单纯用「机构」来认定跟这栋建筑的关系,不管当年愤青时,或现在累积了20几年的空间情感,它就是一个剧场。
郭文泰(以下简称郭):二哥(编按:剧场人对王荣裕的暱称)在97年把华山变成可以用的,对河床来说很重要,有很大的空间去搭舞台、排戏、实验,华山那时就是一个playground。虽然现在年轻人的创作预算多很多,但少了这样的空间,现在比方说空总,好像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是很快会被收走?还有什么新空间开放给年轻创作者做创作?money is money,但要在哪里发展?是很不一样的过程和发表。
周慧玲(以下简称周):1987国家戏剧院成立,社会舆论和学界质疑为什么需要这种哥德式歌剧院?不适合我们的国剧(当年的京剧)等等。30几年过去,台湾京剧使用大空间已经非常自如。但国家剧院还是很殿堂式的,不可能想到去申请或找合作。这并非台湾的独有问题。20、30年前,找不到和theatre management相关的英文书籍,曾几何时,「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概念在欧洲出现,culture policy逐渐开始进入国家治理的体制。这个转变是台湾的,也是世界的(虽然国家体制在台湾和在欧洲很不一样)。我的粗浅观察是,台湾表演艺术场馆的人事结构与配备和分工,都不是为了制作,不是制作导向,这意味著提供节目跟生产节目的人是站在不同位置。也是生态问题,例如国家扶植产业,如果以电子业为例,我们的国家政策不会扶植单一公司,例如台积电,那为什么要把要国家扶植团队,把钱给团体,而不是制作导向?这个策略实行30年后,是否导致被扶植团队疲于奔命,为了满足被扶植的条件而工作,却不是为了创作生产作品而劳作。养团而不养制作,结果是什么?
2015我在北京访问中国当红的某位女导演田,她说「你们台湾都草台班」,意思是她是进入国家体系的,看不上眼我们所谓的民间团体。我想台湾只有草台班吗?草台班对我们来讲是什么?跟机构、官方的关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