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厅院「好哲凳」系列讲座今年第三场「谁该为地球的未来负责」，选在「世界地球日」前两日於戏剧院大厅举办，邀请台大哲学博士讲师周咏盛与主持人朱家安共同主讲，开放厅院青与高中学子限额报名，并在现场应景设置「世界地球日」活动小卡，与听众一起以集思讨论的方式，面对刻不容缓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科技开发议题。
关于未来世代，还是关于现在？
朱家安以20世纪重要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的提问开场。现代人追求环保与资源永续的动机，源于良知及对未来世代可能面临糟糕处境的愧疚感，因而愿意改变日常生活型态，期望能将更多资源留给后人。但假若现代人开始方方面面都以环保的前提进行选择，这些想像中的「未来的子孙」，是否还会是同一群人？换句话说，由于想法、作为与选择的不同，力行环保的社会与浪费奢靡的社会，两者的人际交往将产生差异，成家、生子的对象亦会随之改变，夸张一点的说，或许未来世代还需要感谢祖先造了破坏环境的因，才有他们存在的果。以此推论，我们带著对未来子孙的亏欠感来进行环保行为，似乎就不太成立了。无论哲学家本人是否真实相信这样的论证，此观点却揭露出「亏待未来子孙」的概念背后所存在的文字模糊空间，我们亏待的究竟是谁？当未来如此遥远、而道德如此抽象，问对问题更显重要。
应对气候危机是道德义务，还是投资？
周咏盛以1970年代太空科技带来的地球村「命运共同体」观点，和与之同时兴起的环境保护概念作为起点，展开在政策面、经济面与伦理道德方向的讨论。气候与人类环境污染问题跨越国界与种族，亟需国际上的共识与合作。周咏盛指出，2021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将「极端天气型态」、「气候应对失败」与「人为环境破坏」列为世界三大高风险，而其中第二项「气候应对失败」也同样在「影响最大的风险」排名第二，仅次于2020年全人类皆有感的「传染病」。
「环境保护」议题带有城乡与贫富上的落差：对于有水利设施、电力与科技辅助生活的都市人或已开发国家来说，气候改变造成的不适难以切身体会，但全球因环境变迁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气候难民」人数仍逐年攀升，是地球居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许多媒体与科学家认为，「气候变迁」一词已不适用于现今，对全人类来说，我们正在遭遇「气候危机」。
「避免将气候推到临界点」是全球专家学者的集体共识，以此为目标开展，实践上分为「道德义务派」与「投资收益派」两派，道德义务派认为，避免临界点是全民道德义务，在科学尚未明朗预测临界点为何之前，应竭尽所能保护环境，此派别也近似于目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投资收益派代表人物为经济学者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1941-），他在著作《气候赌局》中提及，在科技、医学等发展之下，未来的世代必然拥有更方便的生活，我们无须对未来子孙过于愧疚，假使因愧疚而全力节能减碳，不仅在经济方面对开发中国家不公平，在科技与教育等其他面向的资源转移，也无法保证会因此拥有全体更好的生活品质。以其经济学视角，若将应对气候危机、科技、医疗、教育等皆列为投资选项，在不越过气候临界点的前提之下，用投资观点分配现有资源，总体而言或许对未来收益更大。诺德豪斯的气候变迁经济学让他拿下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目前美国较为靠近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