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
《大先生》剧照
《大先生》剧照(网路翻拍并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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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中国演艺生态观察(二)关于补助与审批

台湾因为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够让创作者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中国因为审批制度的屏障,创作普遍偏于保守,原创作品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台湾,台湾作品的创意和多样形式确实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就内容而言,合适到中国演出且能够通过审批的节目还是相当多的,在中国庞大的演艺市场里,其实大有机会。

台湾因为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够让创作者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中国因为审批制度的屏障,创作普遍偏于保守,原创作品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台湾,台湾作品的创意和多样形式确实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就内容而言,合适到中国演出且能够通过审批的节目还是相当多的,在中国庞大的演艺市场里,其实大有机会。

中国演艺市场能够给予台湾作品生命展延与工作者经济效益,是活络台湾表演艺术生态最重要的解方之一。然而,两岸表演艺术生态的差异,使得这个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演出的审批制度。

演出审批这件事普遍存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与地区,差别只在审批的事项。中国的演出审批的对象当然是演出的内容,道德观与审美观的统一是这个社会多年来的主流价值,精神上的控制更是政治管理的一种手段,稍微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可能认同,但会同情。具体而言,对于演出的内容,政治、性、暴力的议题不太容易通过,但这其中还是有弹性空间的,端看创作者如何在舞台上表达这些议题。台湾因为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能够让创作者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中国因为审批制度的屏障,创作普遍偏于保守,原创作品的丰富程度远不及台湾,台湾作品的创意和多样形式确实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就内容而言,合适到中国演出且能够通过审批的节目还是相当多的,在中国庞大的演艺市场里,其实大有机会。

这几年或许正处在大转型时期,中国各方面的政策都朝向开放,文化政策虽也开放,但对精神层面的控制却更趋保守,给人「打右灯向左转」的矛盾印象。对于演出的审批,比起五、六年之前,这几年来确实更严厉且更紧缩了,而审批制度对于演出而言,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控制,影响更大的则是市场的规律。明明市场火热,资源涌动,但没有几个节目能够有充分的宣传行销期程去争取票房,因为拿不到演出许可,不能宣传,更不能售票。在台湾可以规划三个月甚至半年期的宣传期及行销策略,在中国一概用不上,只能另谋出路。这是中国看似公开透明,实际上仍有眉角的审批制度对演出最大的阻碍与伤害。审批就制度面来说其实很单纯,就是要保证这个社会上满满的正能量,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极为复杂。以下是三个台湾作品的案例,碰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看审批这件事。

洪荒之力,时不我予

1. 二○一二年九月,狂想剧团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演出,带著《贼变》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前三天被告知审批未过,理由是剧本内容里有杀人情节,因为北京在十一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大,事前对任何聚众的活动都极为敏感。这部戏,这个时间点,放在别的城市演出大概都没有问题,但北京不行。审批没过,不能开票,那演出怎么办?主办单位倒是处变不惊,改成内部观摩,意思是照常演出,不售票,邀观众免费看戏。结果是三场演出观众满座,估计有些人是因为听说审批没过,来探探究竟。

2. 二○一五年五月,两岸小剧场艺术节邀请莎妹剧团的《请听我说》到北京演出,也碰到极严重的审批问题。北京市文化局审批处聘请的审评专家以剧本多不雅语词,演出形式杂乱为理由,建议不要演出。按时送审,结论却在演出前不到两周才给出,演出箭在弦上,无法改变,只能写封诚恳的说明信,托送审单位转交审批处。结果审批处认真地重看一次视频和剧本,划了些不雅语词要求修改,编导也极有智慧与创意地完全照意见修改,而且改出了出乎意料的绝佳现场效果,例如,多处骂人的两字脏话改为「不雅的字眼」这五个字,演员噤声唇动二字,舞台旁助演者加上音效说出这五字,全场观众心领神会,笑声不断。《请听我说》二○○五年在青岛演出,二○○九年在北京也演出过,按照中国二○一三年七月前的审批制度,之前演出过,而且拿到的是文化部的演出许可,之后在不同城市的演出应该不会有问题。但就在二○一三年六月,中国文化部下了一纸公文,自当年七月一日起,演出节目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这本是德政,可以省掉不少审批文件在各单位旅行的时间,但同时也增加了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因为不同评审专家的审美观不一样,不同地方政治敏感度不一样,对台湾作品的态度也不一样。

3. 二○一六年九月,创作社主导的两岸三地四位导演合创合制作品《四情旅店》受邀到两岸小剧场艺术节北京场演出。两岸合创合制的困难在这个制作里尽显无疑。从中国方的编导演到台湾排练演出的行程安排就风雨不断,作品的内容是什么也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他是否能出中国到台湾。创作者求好是本质,在演出之前推倒重来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的演出机制中就是个灾难了。北京的演出是接续著台湾的首演,三个月前就送件审批了,只是内容一直不定,演出形式也一直在更新,加上没有视频资料,审批程式一直处于补件的状态中。意料之中,开演前五天才拿到演出许可,隔一天正式开票,只能说用尽洪荒之力,但时不我予,票房惨澹可想而知。

《秦国喜剧》2017年7月6日在北京中间剧场首场试演谢幕,中间是编剧李静及导演易立明。(徐昭宇 摄)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中国大陆作品受阻于审批的事例当然更多,以下是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1. 中国这七、八年来公认最好的原创戏剧作品《驴得水》和《蒋公的面子》不约而同地被建议不要在上海地区演出。起因竟然是二○一三年十月三日,《新民晚报》文艺版记者朱光女士的一篇专稿《戏剧应如何表现特殊历史时期》中,对三部戏(另一部是余华小说《活著》的话剧版)的编导提出了他们应该对现实抱持慈善之心,带给观众光明和温暖。这样的批评对于这两部戏似乎都过度了,因为《驴得水》本来是因真实的社会事件转化成黑色喜剧,而且也自知过不了审批这一关,所以就把场景和年代都放到了民国时期,因此顺利上演;《蒋公的面子》则相反,民国时期的传闻入戏,以古喻今。这两部戏在各大城市,包括北京,演出不辍,且大受欢迎,但送到上海审批,总是被建议不要演。最近听说《蒋公的面子》被准许在上海演出了,但导演放话不给当初禁演的理由绝不演(当然不会给,因为没什么理由)。这两部戏的演出历程都是当代传奇,《驴得水》由小剧场拍成了电影,马上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品,舞台也从小剧场到中剧场到大剧场,到现在至少有五组不同演员在中国遍地开花地演出;《蒋公的面子》从学生学期报告的呈现到组成青年教师及学生剧团,纯商业模式的操作,几年之内演出已超过三百场,累积了可观的收入,如今以台湾导演及设计制作成的3.0版更趋成熟,未来生命仍可期待。这两部戏的成功都或多或少拜审批所赐的神奇反效果。

2. 最可惜的是受制于审批而悄然消失的,由李静编剧、王翀导演的《大先生》。《大先生》是少见的意识流剧本,把鲁迅在中国崇高无比的神坛上拉下,让他在众生之前真正地做一个人。戏从鲁迅临终前展开,让他与心中最牵挂的那些人对话,而舞台上所有的人除了主角鲁迅之外,全是偶。作者藉这部戏讲人的生存状态,更直白些,讲人与自由。剧本在二○一四年拿到老舍文学奖,筹办乌镇戏剧节的文化乌镇公司买下版权,二○一五年拿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补助,同年四月在北京国家话剧院首演。除了编剧特殊的视角及深刻的挖掘,导演善用了从台湾无独有偶剧团学来的对偶的操作与应用,演出的形式让观众眼睛一亮。《大先生》首演之后的评论一面倒地赞赏,前景看好。可惜,内容被人检举,「听说」要大改剧本才能做第二轮的演出,后来又「听说」被禁演,最后「听说」国家艺术基金收回对此剧的补助,《大先生》从此消声匿迹。目前在网路上仍流传著这部戏首演期间的新闻和评论,但找不到它因何消失的蛛丝马迹。李静在《大先生》无疾而终之后又写了一个剧本《秦国喜剧》,针砭当政者更为直白,试演两场,在北京戏剧圈掀起另一波涟漪,但大家也心知肚明,这部戏是过不了审批的。

从《大先生》的例子,足以说明补助与审批是一体的两面。由文化部主导的国家艺术基金(下简称基金)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卅日宣布成立,二○一四年六月一日开始接受申请,自二○一四至二○一七年四个年度,共补助表演艺术约一千五百个项目,总金额约十三亿人民币,规模可谓庞大。基金的成立对中国演艺生态有绝对的影响。首先,注入了大量资源的同时,创作力也被收编了,因为基金的背后是审批,不符合基金设定的题材、类型是拿丕到补助的;二是在二○一二勉强完成的国有院团转企改制伟大工程,姑且不论成果如何,但因为基金的出现,这些院团又从本质上转回老路,为党国人民服务去了;三是民间的创作力被公有院团吸收以获得基金的补助,真正的艺术创作力因而减弱;四是因为获得基金必须达到演出场次的要求,使得剧场的资源被占用,进一步压缩了真正艺术作品的展演空间;五是目前看来,基金并未对创作与生态环境产生良性的作用,但演艺产业人才的培养却值得观察,或许这会是整体生态翻转的关键。

套句中国大陆的流行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家艺术基金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不会出现,因为事实证明,受到基金补助的演出节目大都难有市场竞争力。观众想要的是有创意吸引人的表达方式,而这正是台湾表演艺术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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