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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红场的圣瓦西利大圣堂堂壁的美丽马塞克(Mosaic)装饰。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首演时,附近的大圣堂曾敲钟配合。(曹永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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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大师的故鄕 谈柴可夫斯基的生平、音乐、女人

今年九月,曹永坤先生应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陪同乐团到俄国的两大古城莫斯科和彼得堡,参加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的音乐盛会,带回来了新版柴可夫斯基「传奇」的第一手资料。

今年九月,曹永坤先生应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邀请,陪同乐团到俄国的两大古城莫斯科和彼得堡,参加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的音乐盛会,带回来了新版柴可夫斯基「传奇」的第一手资料。

可否请您谈谈此回到俄国参加盛会的情形?

柴可夫斯基是俄国音乐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沙皇及苏联时代官方把许多不愿公开的史料都锁在柴可夫斯基纪念博物馆中。因此,他传奇性的一生至今仍有许多非常模糊的段落。如此做虽然可以让音乐家的地位高超,有如圣贤,却也妨害了大众了解音乐家的机会。因为只有贴近作曲家的心灵,我们才有可能懂他的音乐。

北国的阴暗忧郁是音乐的基调

这次我到俄国去,拜访了大师的旧居,参谒了他的墓,再穿过大圣堂附近的巷道,感受了俄国终年灰暗的天空,铅色的云,深深地体会到柴可夫斯基为什么会写那样的音乐。俄国人的性情就和他们的天气一样「阴暗忧郁」,捉摸不定,起起伏伏。这不正就是柴可夫斯基音乐中那种狂野、不受羁绊的特质吗?

今年世界各地都有纪念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俄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彼得堡的音乐演奏会上,我发现俄国人很喜欢「耽溺」在情绪里,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他们都无止境的放纵自己,听到音乐中哀伤的部份,他们会真的伏在座位前的栏杆上,掩面哭泣起来,这和西欧人讲究的节制合宜很不相似。

所幸,柴可夫斯基是个非常爱写信的人,在他写给弟弟无话不谈的一千多封信里,我们可以比较真实的了解他。十八、九世纪是书信文学相当发达的时代,信的内容有很多是对自己的独白,讲述志趣、理想和希望,当然某些可能也非常的虚伪。柴氏一生一共写了六千多封信,而且常长达数页,第一封是在他八岁的时候写的,最后一封是在去世那年的十月。

那么,您觉得柴可夫斯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拿的起、放不下。他很爱俄罗斯,每回出国旅行,不要多久就开始想要回家。他也很敏感和神经质,恋母、没有自信、缺乏安全感,受不了别人的攻击。

柴可夫斯基逃避现实、酗酒、抽烟、有「自毁」的倾向;但同时也好客、爱热闹,对金钱没有概念。

我在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上,和三个俄国音乐家畅谈柴氏的生平。他们也讲到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一般都说柴可夫斯基是因霍乱的传染病死的,但事实上,他有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揭发他是个同性恋者而自杀的。

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封闭而保守,这样的行为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即使在今天,为了维护死者的尊严,柴氏的死因在俄国几乎已成了一种「禁忌」(taboo)。只是我们可以看出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恐惧阴影之下,过著双重人格的生活。

可否谈谈柴可夫斯基和「五人乐派」之间的关系?

柴可夫斯基的母亲是法国移民,他从小就会说法文和德文,欧洲文化的根基很深。他很喜欢阅读,最欣赏莎士比亚和海涅的作品(俄国的作家他喜欢普希金、烈尔蒙德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果戈里),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欧化」的。

「五人乐派」之中,他较喜欢作《展览会之画》的穆索斯基,不过他有点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粗俗,像变了味的伏特加酒,不过他们仍保持友好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对立。柴可夫斯基是个很圆滑的人,当时俄国音乐圈派系分明,他却能往返两个城市之间,举行演奏会。

全方位的作曲家

可否谈谈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全方位(all-around)的作曲家,作品非常丰富,能写各种音乐。

有趣的是,不少他的作品在首演时的评价都不好,如原本题献给他的老师鲁宾斯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和芭蕾舞剧音乐《天鹅湖》等,他的音乐好像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沈淀,才能被世人所理解。

除了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和室内乐外,柴可夫斯基还写歌剧,如以普希金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尤金.奥涅金》等等。

当然我们还得提到他的三大芭蕾音乐──《胡桃钳》、《睡美人》、《天鹅湖》。它们绝非只是舞蹈的伴奏,而是交响式的舞剧音乐,有完整的戏剧结构。此外,我觉得他把铜管和木管乐器运用得很高明,黑管、巴松管、法国号、短笛的音色给了音乐一份华丽和轻盈。

最近还发现他也写了不少宗教、合唱音乐,部分已经整理出版。在苏联时期,共产党提倡「无神论」,因此柴氏的宗教音乐都不能出版。柴可夫斯基是东正教教徒,东正教的音乐不准使用伴奏乐器,所以那些音乐多是无伴奏,有厚重深广的质地。

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生活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柴氏的生命有几个很重要的女性,一位是他的妈妈,她弹得一手好琴,在柴氏的心目中,妈妈等于音乐,音乐也等于妈妈。但母亲在他十四岁时就去世了,他一生都无法忘怀母亲的慈爱。他还有一位奶妈,当她必须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哭得天摇地动,不愿让她走,还写情书一般的信给她。

柴氏在二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了莫斯科歌剧院三十三岁的的女歌手德西蕾(Desiree Artot),两人一见倾心,几乎要互订终身。当时,柴可夫斯基的校长劝他放弃这个女人,因为柴可夫斯基当时仍没没无名,校长担心他会活在「名女人」的阴影下。不久,德西蕾到国外去巡回演出,不到一个月后就和一个男歌唱家结婚了,柴可夫斯基为此失踪了好几天,把自己锁在房中喝闷酒。他的《浪漫史》(Romance Op.5)就是为她而作的。一八八八年,他们曾在柏林相遇,柴可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上写著:「她变胖了,但迷人依旧。」

柴氏的妻子叫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她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她爱他,如果他不要她的话,她就要去自杀,柴可夫斯基因为被人恐吓要揭发他是同性恋的真相,匆匆结婚。新婚的夜晚就是个大灾难,他们四个礼拜后就分居了。当柴可夫斯基和弟弟到国外游玩,妻子为了报复他,和别人有三个私生子。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并没有离婚。

而和梅克(Meck)夫人的交往是柴氏生命中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杰出的作品都在这个时期产生。她是个有钱的寡妇,提供赞助他年金六千卢布,让他专心创作音乐。他们通了十三年的信,完全是精神上的交往,相互依赖、诉苦。他们并不见面,即使在剧院中相遇,也不相互打招呼,只用望远镜偷看对方。

后来,梅克夫人写信要求中断友谊,柴可夫斯基为此非常苦恼,甚至在死前都还一直念著她的名字。

(本刊编辑 黄尹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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