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知道剧本是这么写的，但当我看到舞台上一个叫「陈玉慧」的女人时，我还是非常吃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可以成为剧中人物。老天，怎么形容那一刹那呢？我想，大概是一种「突兀的幸福感」吧……
也许有人认为我当初写《征婚启事》时，出书的心意大过认识一个可以结婚的男人；也许有人觉得我有欺编读者甚至征婚人的嫌疑。但是如果我说，在出书前我已征求过大多数征婚者的意愿了呢？如果我说，很多事情的动机其实并不容易说淸楚，难道你可以说淸楚你为什么有想去公园走走或在卡拉OK唱歌的动机？有时事情的动机不见得就那么单一与纯粹。如果你还是认为我有「欺世盗名」之嫌，或者仍觉得我「利用」了征婚人的感情，那也只能由你去了。我只想提醒你，这个问题牵涉到广义的社会伦理；有关人际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不见得可以一、二个句子概括。
谈到做事情的动机，譬如，去公园看花？还是去看人？还是不为什么就想去公园走走？也许你会说去公园不牵涉隐私权，而写作牵涉隐私权；但我有不同的道德观，何况在我们的社会里，人可以在公车上踩一个人的脚而假装不知道，或摄影机在人没任何防备下就对著人拍起来，而且把你大大地登在报章杂志或电视上，没人会觉得你有什么错；但写作就是不一样，写作干嚒牵涉到别人的私生活，为什么不发挥你的想像力？你没有想像力对不对？有的人就会这么说你。
写作如何不侵犯人的隐私权，你有本事，让你来谈吧。我还是继续谈《征婚启事》，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谈这本书和这出戏，以后不会谈了。对我而言，《征婚启事》因最近改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及美国演出，而我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所以才再谈起这个话题，否则，过去已过去，未来应该还是比过去有意思。
「剧场动物」李国修
关于我的《征婚启事》已谈完了，现在要谈的是李国修的《征婚启事》。当初我和李国修决定要把《征婚启事》搬上舞台时，很多人质疑过；我们两人风格如此不同，怎么合作？后来我们还说，如果到时意见冲突可找汪其楣做协调。可是我和李国修的合作相当愉快，是的，的确相当愉快；原因一半出在李国修的善解人意，另外一半是因为我们的距离太遥远了，因此关于剧本的很多大工程，李国修都得自己动手，每次他改过的剧本由王月传到我这里，我总是笑得很大声，唉，李国修，有什么办法，他就是有喜剧天才。
为了看《征婚启事》，我从德国飞越大西洋到纽约，而且连看两场。第一天我发现舞台技术出现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这是在纽约丕士剧院，详细原因不明），我本来有点担心，然而逐渐地当地的台湾观众说服了我，他们不是很在乎技术问题，大多数观众跟随李国修所表演的廿二个男人走进故事内容，他们相当宽容并且投入。为什么呢？我想简媜说的对，这跟李国修的演技很有关系，他的出现永远能主导剧场气氛。当然，整体来说，《征婚启事》的演出相当精采，比我所想像的要好太多了（我可以连看一百场也不烦）。
做为朋友，我不得不说，李国修的编导能力的确在不断进步中，他一方面能完全掌握观众的心理；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任何实验现代剧场的可能，再加上他反应极快，适应力奇强，任劳任怨，堪称十足的「剧场动物」。做为戏剧同好，我相当佩服李国修在戏剧领域中的长期毅力以及奉献精神（另一个我也十分佩服的人是优剧场的刘静敏），跟他们比起来，我对任何事，包括戏剧，都没那么忠贞。我有点想骂自己肤浅，却又觉得没必要。
言归正传，谈李国修的《征婚启事》吧。
舞台剧《征婚启事》成功的原因在于李国修强烈的反讽风格及其所谓「解放结构」的喜剧结构，李国修除了保存原著中征婚人的征婚百态外，又捕捉了一线足以反射人生无常的戏外戏──由一个经营不善的剧团来隐喩千奇百怪的社会，而最后又宣称该戏根本没有演出，来推翻原来一路脉络分明的戏剧彩排。至此，观众已置身于一个「解构」的陷阱中，也就明了了最后「白色面具」的意义。
在《征婚启事》的剧本中，我所提供给李国修的也不过是我的征婚及出书的经验罢了，然而他融合了这些材料却创造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喜剧题材，也就因为这次的合作，李国修让我真的了解喜剧的困难与可爱。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原来一直是那么严肃的人，经过这次的合作，最近我居然也有想写喜剧的冲动。
另外，我最后要说的是，仅管我知道剧本是这么写的，但当我看到舞台上出现一个叫陈玉慧的女人时，我还是非常吃惊。过去，我创造了一些人物、角色在我的戏剧，我从来没想过，我竟然也可以成为剧中人物的。老天，怎么形容那一刹那呢？我想，大概是一种「突兀的幸福」吧，一种很特别的娱乐和人生经验。
文字｜陈玉慧 舞台剧导演、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