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音乐会，祇能直接地对参与的观众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然而一篇「乐评」，除了对曾经在场的观众产生影响以外，也同时对不在场的观众发生影响。因为这样，如何能做到「中肯」是「乐评家」的一个难题，也是「乐评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良知」。
最近不知怎的，连续接到一些朋友的要求，要我为一些音乐会写「乐评」，当我委婉地说明我不是「乐评家」时，朋友的立刻反应却是：
「咦？你不是常常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吗？」
我才发现到，十年前我虽然对「乐评家」作过一些说明，显然这十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对什么是「乐评家」？对谁是「乐评家」？以及作为一个「乐评家」的条件，仍然不是很淸楚的。十年来，我对「乐评」的了解，以及成为一个「乐评家」所需要的条件，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我们似乎应该重新再作一次厘淸。
乐评的影响力比一场演奏更广博深厚
「乐评」是一种专业，是一种智力的显示，是一种「分析的」行为；是以音乐的演出，或是对一首新曲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专业。这种「专业」，实际上是与新闻媒体无法分离的。「乐评」的出现，本来就是因新闻媒体的需要而产生的。因就「乐评」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本来就是比一首音乐作品的演出，或一首新曲的发表，要来的深厚广博。一场音乐会，祇能直接地对参与的观众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然而一篇「乐评」，除了对曾经在场的观众产生影响以外，也同时对不在场的观众发生影响。因为这样，如何能做到「中肯」是「乐评家」的一个难题，也是「乐评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良知」。针对这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前乐评部主任，名声享誉欧美各地的「乐评家」哈洛德．荀白克（Harold Schonberg）在《面对音乐》Facing The Music的序文中，有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字：
「美国老一辈的作曲家与乐评家汤姆生（Virgil Thomson）有一次提到，他可以『中肯』的态度来评论他的祖母，而其论点将不因其祖母之『亲情』而受到影响。我十分怀疑这种可能性。一个人岂能『无情』至斯？音乐圈的范围窄小、门户并立，而且彼此之间相互攻讦的可能性也很大。没有人会相信时报的乐评家能为他朋友的音乐作品或演奏写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评论。基于这个原因，时报乐评部设有一项规矩，即是时报的乐评家不准与访问或评论的对象有较接近的关系。如果两人的关系原本密切──这常是在所难免的──那么这位乐评家就丧失了采访或评论这位音乐家的资格。……
「基于同样的理由，时报乐评家本身也不能同时有演奏家或作曲家的角色。因为身为时报乐评家的关系，姑且不论他自己有多耿直纯正，一些指挥家、演奏家或一些音乐团体会恭维他，邀请他演奏，或委托他作曲，或演出他的作品。这势必将影响到他以后评论的份量！」
《纽约时报》乐评之受人重视，以及它在世界乐坛具有举足轻重「公信力」的得来，不是没有理由的。
乐评家必备的三种能力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乐评家之一的萧伯纳（Bernar Shaw），也曾在〈如何成为一个乐评家〉How to become a musical critic一文中，谈到身为「乐评家」在处理一个演奏会或面对一首新曲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些「难题」，都牵涉到「乐评家」的「良知」。诸如应该如何把一首乐曲或某一次演出的了解，用文字来向一群陌生而不在场的「读者」表示淸楚？那一点是「真正」重要的，那一点是「不太」重要的？有什么偏见应该避免？有那一点被忽略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维持乐评人的职业道德？如何能够不利用身为「乐评家」的力量而误导群众？或伤害到某人或某一首作品？不管是因为「蓄意」、疏忽、一时的情绪化、或渴望表现而产生的误导、或伤害都要避免。要面对这些难题，一个「乐评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萧伯纳认为一个「乐评家」必须先要具备三种「能力」：一、要对他所评论的艺术，具有足够的兴趣与修养；二、必须知道如何运用文字来写作；三、必须知道如何批评。不幸的是这三种「能力」经常是分开的，没有一定的法则、或门径，可以「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除了具有这种「三位一体」的能力以外，一个乐评家也必须博学多闻，他必须要了解经济和政治对音乐艺术活动的影响，必须对各种艺术有足够的认识；而且还要对读者提供一般音乐概念、批评及批评伦理认识的热忱。此外，萧伯纳也强调，一个乐评家必须要能经济独立，这样才能免于不由自主地受到各种牵制。
在认同荀白克与萧伯纳的理念下，我与音乐界的人物，大都「非师即友」；也自认没有萧伯纳所列举的诸多条件，因此，从来不敢写「乐评」。我虽然写过几篇文章，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乐评家」。如果一个人能写几篇与音乐有关，或有关音乐的文章，就可以得到「乐评家」的头衔，那「乐评家」三个字也真是太不値钱了。
文字｜张己任 东吴大学音乐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