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钱之外，政治威权的扩延，国家也几乎垄断了艺术评论、艺术鉴赏等各个领域。它是一组「文化霸权」，国家统合了赞助的分配工作，在分配中进行笼络与收编，当然也就有了怀疑与歧视，这也是台湾文化艺术的领域里，充满了悲愤与不满的关键。
文化艺术的本质是自由，政治的本质则是权力。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出现并延续的赞助制度逐渐瓦解，而相对的则是「国家」的文化艺术功能渐次增加，于是，文化艺术与政治权力的摩擦碰撞也就开始增多。而无论那一种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与政治总是形同怨耦，恒久处于紧张的纠缠中。
专制极权国家，政府独力总揽一切文化艺术活动，文化艺术人有了生活的安定，但却失去了全部的文化艺术自由。专制极权的体制下，尽管仍然会出现卓越的文学、音乐、舞蹈等，但总体文化艺术的内在动力却日益蛀坏。苏联、纳粹德国都是例证。
国家的赞助对文化艺术创造力的束缚
比专制低了半阶，政治虽然自由、国家仍扮演文化艺术最大赞助角色的国家，以法国为典型。政府花大量预算用于文化艺术，例如，从一九八三年迄今，作品被公款典藏的即达四四〇人，法国每一组电影工作者，每年大约也可分到一两百万美元的拍摄补助。然而，「法兰西学术院」的富玛若理（Marc Fumaroli）早已指出，这种政府以「文化大国」自期的大撒银子，反而是文化艺术的失去了创新的能力。艺评家凯萨琳．诺尔（Katherine Knorr）则说：「法国模式已出现严重缺憾，它的文化机构和街头派对愈来愈多，而伟大的艺术却愈来愈少。」这种情况，一九三〇年代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也曾推行过。大量的文学家、戏剧与音乐家、画家与雕塑家都被国家资助，以度过大萧条的难关。但近代各类艺术史学者硏究，却普遍认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创造相当贫乏，而且表现的题材亦存在著相当的限制。赞助者都会将其意志加诸创作者身上，古典的王公贵族赞助音乐绘画，制约了作曲者高度重复的巴洛克风格，以及画家喜欢用金用紫的罗可可风格。现代的国家赞助，国家意志则要求创作者的作品符合主流价値。
因此，国家赞助的角色渐增，对文化艺术的创造力都难免是一种束缚。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出现的「文化战争」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相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美国的国家赞助比重最低，「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两者相加，年预算亦只不过四亿美元左右，抵不上一个大型交响乐团一年的门票收入。由于绝大多数的文化艺术赞助都由民间提供，国家的角色也就集中在新风格的鼓励与实验创发上。但因美国是个意识型态对立严重的国家，尽管国家赞助只有盏盏之数，但仍难免「文化艺术国家化」之后，沦为政策角力的重心：国家应当赞助具有哪些价値的文化艺术？国家是否不应当赞助具有哪些价値的文化艺术？
「赞助」背后的意识型态问题
美国的「文化战争」起源于一九八一年。代表了新右派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政策意见书《政府领导功能的权限》Mandate for Leadership，其中的文化艺术部分，即严格要求减少国家的角色。八二年，代表了新右派文化艺术观点的《新批评杂志》The New Criterion创刊，由钢琴家兼乐评人李普曼（Samuel Lipman）担任发行人。此后，即开始了文化艺术的长期战争。九一年更挑明指出：「国家艺术基金会已成为攻击宗教、传统艺术形式、传统家庭制度及价値的论坛。它以容忍为名，对传统文化艺术愈来愈不容忍。」因而撤废「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声浪日增，尽管撤废之议并未果行，但却决定了继续观察三年。由于「国家艺术基金会」饱受抨击，整体的美国文化艺术气氛遂日趋严峻。美国的「文化战争」显示出，一旦国家介入了文化艺术事务，现实政治的𫐖轕即难免产生。为甚么赞助这个而不赞助那个？这并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意识型态的问题。
硏究文化艺术与政治互动的美国学者杜宾（Steven C. Dubin）在《缪司的官僚化》与《醒目的影像─笨拙的艺术及不文明的行动》两本著作中指出，当政府以公共财政选择性的赞助文化艺术，艺术工作者遂势所难免的将被卷入民意政策中而失去其自主性与艺术尊严。政客与公民将会对艺术指指点点或多方设限。「国家艺术基金会」稍早前要求接受赞助者切结不搞猥亵的内容，有些地方则出现艺术工作者被召去议会「说明」的例子。当艺术被如此粗暴的对待，艺术人中的艺术及美学问题即告消失，而只剩下立场原则之争。而这种情况，随著艺术正典的遭受批判，艺术「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增加，「另类美学」日益兴起，文化艺术与政治的𫐖轕也就更大更严重。这时候，文化艺术已不再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已变成了政治！
政治新贵支配文化的权力欲望
文化艺术与政治的𫐖轕，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面貌，在台湾，这种𫐖轕则以另一种型态正在表现著。以往的台湾，政治威权、经济落后、国家赞助乃是文化艺术活动的最大且几乎是唯一的支撑力量。除了金钱之外，政治威权的扩延，国家也几乎垄断了艺术评论、艺术鉴赏等各个领域。它是一组「文化霸权」，国家统合了赞助的分配工作，在分配中进行笼络与收编，当然也就有了怀疑与歧视，这也是台湾文化艺术的领域里，充满了悲愤与不满的关键。
然而，随著政治情势的改变，另外的政治新贵登场。他们从未仔细思考台湾文化艺术的结构与走向。以往台湾文化艺术充满了「不文明的行动」及伤害，这种教训理应让我们更加尊重文化艺术的自主性，让艺术的情况回归艺术，让文化艺术的守门人让位给评论家、鉴赏家与搜藏家；国家则除了在「超市场机制」的文化艺术事务上应扮演角色外，更应将重点放在透过行政立法，鼓励民间参与文化艺术的赞助上。但当今的政治新贵却不此之图，他们仍基于权力欲望，全盘接收旧的文化艺术支配结构，自己开始扮演起他们曾反对过的角色。他们希望成立包山包海的文化部，企图再一次总揽文化艺术的支配性角色；他们成立「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除了国家财政支援外，还企图收纳民间资金。以往那种模糊的支配架构被更加的体制化，台湾文化艺术的政策走向只有垄断性，却无进步性。除了在结构上无法扬弃旧的威权阴影外，在作风上亦然。台北市美术馆事件，以及文建会主委郑淑敏的作风，都显示出了问题的症结：
「北美馆事件」显示的是，当旧的文化霸权瓦解后，政治新贵并无意于去改变霸权产生的结构，反而以更粗暴的态度接收一切。他们权力张狂，意图以政治权力呑并艺术的自主性。台北市副市长奇怪的发言即是代表。北美馆的典藏作业完全的专擅拔扈，这和旧的统治者有何差异？东方政治的特性之一，乃是在有了政治权力之后，即认为对文化艺术工作者可以呼之即来，招之即去。我们反对旧的霸权，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去改革它，使新的结构与风格得以出现。我们的政治新贵们对改革并无兴趣，他们只关心权力。
而就职已一年半的文建会主委郑淑敏，表面看似乎文化艺术活动颇多，但若细心查究，其与「北美馆事件」其实也只不过是十步百步之差而已。文建会在此期间，主委一人即成为国家最大的文化艺术赞助人，文建会揣摩上意，不经任何评价程序，即拚命的撒钱，许多又都系配合著选举的造势。有权即有钱，有钱即用来广结善缘，可惜的是，文化艺术既非拜拜，也不是冬令救济。
而这也就是当今台湾文化艺术与政治的𫐖轕主因，有政治权力的人，都对文化艺术缺乏真正的理解与未来定位，这是思想的贫困。而思想的贫困，则起源于他们继承著旧有的价値，总以为有了权力，即可对文化艺术呼唤与操纵自如。他们不理会文化艺术的自主价値，也不尝试去鼓励这种价値。打翻了一群人，在旧的基础上，换了另外的人，他们的影像完全的一样！
我们不能期待文化艺术与政治的分开，却应要求国家在扮演赞助角色时，要将艺术的归还给艺术，不只公平、专业，还要有美学上的创造与见解。毕竟，权力并不代表一切！
文字｜南方朔 文化评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