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开始，在北京《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每隔七天见报，共九次连载完毕，也就是现在的九章。

阿Q是谁？

这篇小说一刊载出来，就引起大家的议论与猜测，认为其中充满了影射与讽刺，却又不知道矛头指向是谁。当时作者署名「巴人」，就有人推测是《晨报》主笔蒲伯英（殿俊）写的，因为他是四川人；至于阿Q是谁，猜测的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人认为是指胡适，因为胡适用过一个笔名Q.V.，典出Quo Vadis（向何处去？）

这些打算按文索骥的猜测，不久之后便失了著落，因为知道了作者是浙江人鲁迅，而且阿Q显然是个愚昧的农村短工，不是任何一位知名人物的化身。不过，猜测并未停止，只是从具体的影射个人，推展到了社会组群与类别：阿Q是讽刺农民？是讽刺淸朝遗老？是讽刺革命党？是讽刺士大夫知识份子？还是一般性的讽刺中国人？这些对于阿Q是谁的讨论，过了半个多世纪还在扰嚷不休，甚至赋予了许多后设的形上色彩，如思想史家侯外庐就曾指出，「这阿Q显然是知觉与不知觉间的大文豪的时代大Question的提法」。这些想要坐实阿Q正身、或阶级属性、或Q字定义的推测，当然都徒然无功，因为混淆了文学想像创造与人生现实两个不同的世界。不过，有一点倒是得到了共识：《阿Q正传》是讽刺作品。

周遐寿（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指出，鲁迅在小说一开头就故布疑阵，转了一个大圈，才说主人公是阿Q，其实是老早就想好了，本来就要用这个Q字，因为「Q字上边的小辫好玩」。也就是说，鲁迅心目中的主角是淸末拖著一条辫子的中国人，而背景则是中国传统受到西方冲击之后的天崩地解时代，一切都在变革，一切渣滓都要浮泛到表面，让人无法不去注意。

《阿Q正传》的故事虽然有曲折的发展，情节呈现的手法却近乎白描，类似民间故事或寓言的写法。在简单白描的手笔之后，则蕴藏著深厚的象征意义，有著鲁迅对人生处境的无限感慨，其展现方式很像后来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果陀》：故事发展的本身不是重点，角色性格的象征呈现及人生处境的荒诞才是作品的精髓。

我们在故事里看到一个打短工的农民，莫名其妙的自尊自大，时常把鄕愚的习惯推展成规矩，甚至扩大成天经地义。然而，他见利就忘义，看到弱者就想欺侮，却偏偏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与弱点。因此，总是要出祸事，总是要遭殃。出了祸事之后，却从不反省，从不改过，只想自己是被儿子打了，以「精神胜利法」得到自欺的满足。阿Q也有七情六欲，但他想到女人，就只有睡觉，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情爱。一方面骂女人，坚持男女之大防，另方面看到女人就下跪求欢。遭到地方排斥的时候，他也可以沦为盗贼；发了财回来，居然也能衣锦荣归，好像鄕里都与有荣焉。革命爆发的时候，阿Q正是穷途末路，因此也就大喊造反，甚至做了一些参加革命的美梦：把欺侮他的人全杀了，把有钱人的财产全抢光，把女人都弄来让他挑。可惜他投效革命无门，却被扯进一桩抢案，抓进衙门，最后是枪毙示众。

善意的讽刺

从作者意图的角度来看，鲁迅在《阿Q正传》中想要表达的主题意旨，在他当时写的一些文化批判杂感中，表达的相当淋漓尽致。如他收在《热风》中的随感，就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祇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在《坟》中有这样的感慨：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证明这些人的卑怯。……」

虽然这些激愤的话不专对《阿Q正传》主题而发，但其意旨却是相同的。

后来鲁迅对《阿Q正传》中不留情面的讽刺也发过议论，在〈阿Q正传的成因〉（见《华盖续集》）里就说：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 （丑恶）。」

鲁迅写《阿Q正传》意在讽刺，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讽刺」的意义，鲁迅也做过一番思考，不是随便讥讽潮弄几句，耍耍嘴皮子，逗人一笑就完事。鲁迅心目中的讽刺前贤模范是吴敬梓、斯威孚特与果戈里。而对于讽刺的意义，他也说过一些精辟的话：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意思也明显，就是他写《阿Q正传》一类的讽刺，还是因为对世事关心，充满了热情，对于丑恶的事有所揭露，希望它改变，希望中国人不要学阿Q的样，也不要学未庄里其他角色的样。其精神与《狂人日记》里狂人不断诉说的警吿是一样的：「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阿Q的造型

《阿Q正传》虽然是鲁迅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改编上舞台的机会似乎不多。或许是因为故事的白描手法与深刻的象征寓意，不适合早期新话剧运动的写实主义倾向，而其毫不留情的讽刺，大概又会使一般观众感到是指著自己的鼻子在批评，难以坐在观众席里接受的。要是搭起土台子演给农民群众看，又难保不会引起地方豪绅策动的民众暴乱。

在鲁迅生前，《阿Q正传》曾经有人改写成剧本，在《戏》周刊上发表，而且还请鲁迅自己发表过意见。这个改编的剧本显然用的写实主义呈现手法，把阿Q描绘成一个满口绍兴话的农民。对于这种过度落实阿Q身份的处理，鲁迅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希望有相当的艺术普遍意义，不要让人把想像局限在浙江绍兴，以为是一时一地的滑稽故事：「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著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对于具体的阿Q造型，鲁迅也有过建议，因为他看到的几个阿Q像都太特别，而显得古里古怪。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也就是希望舞台上的阿Q是个平常的中国农民，不是希奇古怪的人物。

关于阿Q的造型，大家最熟知的是丰子恺的漫画，后来还有画册问世。丰子恺笔下的阿Q就是质朴中带著狡狯，愚蠢之中透出奸猾，脑后拖著辫子，腰里揷著旱烟袋，一副游手好闲的姿态。一九八〇年代初《阿Q正传》拍成电影，其造型也大体上合乎鲁迅的需求，特别是那顶毡帽，随时随刻搬上镜头，好像唯恐会有人指责不符合鲁迅的「钦定」样版，没有了毡帽就丧失了阿Q似的，却也未免写实的太过，有点刻舟求剑了。

这部电影《阿Q正传》，是由名剧作家陈白尘改编的，虽然故事大体不差，但总令人感到是在拍历史古装剧，丧失了原著的文化批判精神与强烈的讽刺意味。特别是阿Q想参加革命时做梦一段，电影的编导也就逞其镜头想像之快，让一批白盔白甲的军兵在银幕上腾跃，说是心理写实刻画则令人感到假，说是手法象征呈现却令人觉得钝，非驴非马，只好称作企图象征写意却又刻画不出心理现实的胡搅蛮缠。

其实，鲁迅对《阿Q正传》的戏剧呈现，并不要求刻板地照著原著硬搬。只要能呈现原作的精神，按著观众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到农村鄕下演出，「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譬如吧，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这样的提示，虽非怎么样了不起，但至少是鼓励了编导运用自己的舞台想像，不要一味坚持历史真实，而忘却了讽刺主旨。

喜与悲之间

长期以来，就有许多人说《阿Q正传》的伟大在于它揭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有人延申其意，说阿Q精神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只有部分的道理，一旦说绝对了，就使人得到恶劣文化基因遗传的印象，好像是生物类种的问题，自己可以不必负责了。反正都是中国传统坏，自己若也坏了，那是天经地义；或是自己不想在染缸里（这也是鲁迅的用语）继续坏下去，那就把缸砸了，搬到外国文化的缸里去住。这种走极端的文化心态，与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或红卫兵小将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都是一个脉络的想法，溯其源都来自晚淸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溃。

我们要了解鲁迅，要了解他以充满激愤的笔墨讽刺的阿Q精神，首先要认淸他是一个伟大的讽刺作家，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耶稣基督。读他的作品是读伟大的讽刺文学，而不是读《圣经》。他的作品通过严厉的讽刺，是希望中国人改好，因此他才专注文化转型中所呈现的缺点与症结，目的还是希望将来有一个美好的中国社会与美丽的文化前景，绝不是希望将来仍是漆黑一片的染缸。

伟大的讽刺作家总是受到当代人的误解与质疑，因为忠言总是逆耳，而伟大的讽刺作品并不能令人观后哈哈一笑了事，像脱口秀那样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十七世纪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一生受到教会的打击，他的喜剧专门揭发当时法国人的文化劣根性，批判法国人的伪善虚假与爱慕虚荣，曾多次遭到禁演的命运。歌德在《谈话录》中曾特别说到莫里哀喜剧的伟大，因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歌德的观察，很能发人深省，也就是鲁迅说的「讽刺即写实」的意思，让人们笑过之后，感到人生现实的残酷，人类处境的荒诞与无奈。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还说过：「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値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 无价値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虽然鲁迅一生并未真的进行戏剧创作，他对戏剧与人生处境的关系，却有深刻的了解。

《阿Q正传》改编成京戏，在呈现方式上不必拘泥早期话剧的写实手法，而能灵活穿揷象征写意呈现方式，想来发展的想像空间是比较大的。作为喜剧出现，不能只让人在剧院中捧腹大笑，要让观众在笑完之后有所回味与体会，深一层悲悯人间，因为或许在阿Q的身影中也还有我们自己的痕迹。

 

文字｜郑培凯  美国佩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