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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戏班子剧团改编Jeffery演出的《爱.情.滋.味》。(林铄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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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作抵抗爱滋

相较于美国剧场界对爱滋议题的关心,台湾剧场界对相关议题的创作就显得淡漠了许多。直接改编国外剧作的演出也许可以弥补对问题了解不足的缺憾,但是多花一些心思了解而后的真诚创作,才是艺术家用创作抵抗爱滋的真正意义

相较于美国剧场界对爱滋议题的关心,台湾剧场界对相关议题的创作就显得淡漠了许多。直接改编国外剧作的演出也许可以弥补对问题了解不足的缺憾,但是多花一些心思了解而后的真诚创作,才是艺术家用创作抵抗爱滋的真正意义

对一些希望透过持续性的演出以稳定累积演出经验和成绩的剧团来说,直接改编演出国外成名的剧本似乎是一件再方便不过的事了。而我们单从演出的效果来看,直接向国外取经的作品,由于已经拥有扎实的文本,所以往往也比较容易在票房上得到好成绩;在如此省事又讨好的利多前题之下,无怪乎有越来越多的剧团舍创作而就改编,一个接一个地推出翻译剧本的演出,反正观众爱看,演员演得也过瘾,所以剧团也只好把所许多评论苦口婆心的创作大旗给搁置一旁了。

从《爱他的女人和男人》谈起

「交互蹲跳剧团」于二月底在诚品敦南店的艺文空间推出了他们创团的第六个作品《爱他的女人和男人》,改编自曾经得到过东尼奖的剧作家哈维.费尔斯坦的《收拾残局》。哈维.费尔斯坦曾经以《火炬三部曲》、《鸟笼》等剧作为国内观众所熟悉,作品大多聚焦于同性恋者的生活处境与爱恨关系,颇得一般同志观众的欢迎。在演出的节目单上,我们看到导演徐誉庭自陈因为这个故事与她前一阵子取材自身边真实故事所创作的连续剧剧本相当雷同,所以便兴起了改编演出的念头,但令人不解的是,为甚么导演不直接搬演她所撰写的剧本呢?

也许是因为导演在看了这个剧本之后,觉得既然人家已经写了一个好剧本,所以自己也就不用费心再写了!但是讽刺的是,《爱他的女人和男人》这个演出的确也只有剧本让人觉得还算动人,其他像导演的诠释和演员的表演,实在也都没甚么可观之处。

《爱他的女人和男人》的故事是敍述在剧中自始至终未曾出现的「他」,在他因为爱滋病死后不久的某一个午后,他的前妻与陪他度过死亡前三年的同性爱人,男人与女人一起面对共同所爱的他死后所留下的残局的故事。这个作品除了维持哈维.费尔斯坦作品中的同志议题的色彩之外,也加入了爱滋的议题,而且更特别的是,他不直接聚焦在爱滋病患本身面临这个疾病上的孤寂和困境,转而关注爱滋病患者身边照顾者的感受,算是在众多爱滋议题的戏剧中,比较特别的一个。

有关「爱滋议题」的国外剧作

爱滋议题在美国的剧场界并不算是陌生的题材。东尼.库许那(Tony Kush-ner)首演于一九九一年的《美国天使》Angel in American 算是探讨爱滋议题的剧场先声,剧中借由爱滋病这个世纪黑死病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孤绝感,表现得深刻动人,相当受到美国剧场界的好评,并且还得到了美国普立兹、东尼双料奖项。这个作品在一九九六年八月由「表演工作坊」以《新世纪,天使隐藏在人间》为名在台北作中文版演出,虽然台湾版演出对美国的政治、宗教、种族等特殊文化并没有做特别改编上的处理,使得观众在讯息接收上稍有不足,但戏中透过爱滋病与同性恋的问题表现出世纪末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离困境的观点,却仍然让人相当感动。

在《美国天使》之后另一个标志著爱滋议题剧场里程碑的作品,是现在还在百老汇演出的《吉屋出租》Rent。一九九六年三月,笔者有机会到纽约看了当时还在外百老汇演出的《吉屋出租》,这出戏的剧作家约翰.拉逊(John Lar-son)在戏正式演出前的彩排时,因为爱滋病去世,也使得这个作品格外受到众人的注意。这出改编自歌剧《波希米亚人》的摇滚歌舞剧,探讨了生命、爱情与梦想等议题,让人有很深刻的印象。这出戏除了在百老汇长期演出之外,包括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地也都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演出,算是现在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与爱滋相关的剧场作品。

另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作品是曾经改拍成电影的 Jeffery。这个作品突破了一般爱滋剧场的阴暗与悲情,以喜剧的手法描写了爱滋患者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力,虽然不免表现了剧作者过于乐观的态度,但事实上也象征了自鸡尾酒疗法被发明之后,爱滋解药不断被发现的今天,爱滋病患者从死亡的绝境,走入更有希望明天的象征。Jeffery这个剧本在台湾被「红绫金粉剧艺工坊」和「戏班子剧团」分别改编成《爱在星光灿烂》和《爱.情.滋.味》演出,尤其是前者《爱在星光灿烂》除了移植到台北当代的时空之外,并且融入了台北同志圈中的扮装文化表演于其中,成了一场有笑有泪的演出,也同时指出了爱滋病患者在困苦之中可以依存的一点希望。

艺术原创,诚心关怀

相较于美国剧场界对爱滋议题的关心,台湾剧场界对相关议题的创作就显得淡漠了许多。除了同样因为死于爱滋病的导演田启元曾经应国际爱滋日的邀请创作过《波光粼粼》,以及施立在一九九七年曾于台湾渥克咖啡剧场编导过一个与爱滋有关的作品《但愿人长久》之外,几乎就不曾见过有创作者为这个议题创作过作品。我们当然可以乐观地将这样的淡漠看成是因为爱滋病对台湾剧场界的威胁不大的原因,但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创作者的淡漠而使得更多人躱在角落不敢面对这样的疾病呢?在政府的政策上,爱滋病患已列入重大伤病,并且给予健保完全给付的照顾,但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爱滋病仍然是在阴暗且恐惧的角落,这样观念上的落后,对整体国家在爱滋防治上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要如何让爱滋病患者走出孤寂,同时让我们国家在爱滋的防治上更具有成效,我想应该是艺术创作者可以在观念传递上做一番努力的。

直接改编国外剧作的演出也许可以弥补对问题了解不足的缺憾,但是多花一些心思了解而后的真诚创作,才是艺术家用创作抵抗爱滋的真正意义。

 

文字|史丹利  剧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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